修订日期：2018-09-09。 引用格式：王敏，江荣灏，朱竑.2019.新文化地理学中的非表征与再物质化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38(2)：153-163.[Wang M,Jiang R H,Zhu H.2019.“Non-representational”,“re-materializing”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Progress in Geography,38(2):153-163.]DOI:10.18306/dlkxjz.2019.02.001 作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重要标志，Jackson的《Maps of Meanings》一书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讨论了各类社会群体和权力关系如何通过符号与话语生产的方式争夺文化意义(Jackson，1989)，以及文化意义如何被呈现和传达，这作为社会群体“重新呈现世界”方式的“表征”开始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概念。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Hall(1997)将文化实践活动看作是社会表征系统运作的结果，其中充满着不平等的生产、交换和协商的过程，表征即创造意义，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的形象表述使事物的意义逐渐复杂化。然而，新文化地理学者开始意识到，“表征”作为语言文本的系统进程，其意义在记录与阅读的传递过程中可能会偏离原意，社会建构论也预设了文本优先于生活经验和物质性的存在，难以深入地涵盖日常经验(Thrift，1996)。文本的权威性也因此受到质疑(周尚意等，2016)。许多能创造空间意义的“事物”与直接的、动态的体验相关联，不一定能间接地被表征与构建(Lorimer，2008)。由于认为表征中埋藏着有待发掘的最终意义，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在日常路径、身体动作、实践技术和情感情绪中非预期地形成的生活意义(Lorimer，2005)。“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随之于20世纪末逐渐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思潮(Cadman，2009)，并开始注重分析平凡的日常经验、人类身体与情感的经历，日常地理复杂的时空属性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化和技术化进程(Thrift，2008)。同时，后人文主义地理学和后现象学等思潮开始在人文地理学中兴起，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客体的自主性存在以及人体与环境互动的现象经验重新得到了人文地理学的关注(Ash etal，2016)。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新文化地理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出于对新文化地理研究对文本、符号、话语与表征等非物质性领域的反思，Jackson(2000)在《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的创刊号上倡导新文化地理学的“再物质化”，亦称“重返物质主义”(re-materialization)，呼吁重新认识物质性，引发了文化地理学者对于物质形式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思考。 基于此，由于表征的强势地位而造成研究中日常生活、身体与情感等方面研究的缺失与偏离，以及日常生活和物质层面逐渐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以“非表征”和“重返物质主义”为主的两大文化地理学新的演进动向，在不断拓展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多样性的同时，也开始催生新文化地理学在方法论和理论层面的变革。本文尝试对上述两个概念及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促进国内外文化地理学者能够更好地交流。 1 “非表征”理论与“再物质化”思潮的兴起及其核心概念 1.1 “非表征”理论 “非表征”一词最早由Thrift提出，其后指出非表征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值得实践的思考方式(Thrift，1996，2000)。非表征理论以实践和展演作为认识论(Thrift etal，2000；Vannini，2015)，提倡从个体的持续身体参与和展演中挖掘非预期的和不断被转化的社会文化意义(Lorimer，2005)，并强调身体与情感、情绪的空间塑造力量(Thrift，2008)。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观点——人原本已经“在世界中存在”(being in the world)，即人对于世界的“信任”隐含在具体生存活动之中，被认为是非表征地理学的重要渊源(Cadman，2009；吴增定，2013)。首先，身体现象学的代表人物Merleau-Ponty提出的身体性概念认为，世界是被感知的世界，只有从身体这一角度出发，才得以向外理解空间性(引自陶伟等，2015)。其次，“表征”倾向强调文本对真实世界的代表性，而预设文化象征系统和话语秩序存在于特定实践情景外，忽视了不断涌现于身体动作、实践和行为习惯中的能动意义(Anderson et al，2008)。因此，非表征理论强调“湍流”(outflow)式的生活，呈现世界的永不止息，关注每时每刻都处在持续形成过程(becoming)中的日常生活事件(Vannini，2015)。而在以往的空间科学和社会建构主义学说中，地理事物的运动本质和趋势以及生活的“主观能动性”，都是较为容易被忽视的因素(Andrews，2014)。针对社会科学的再现观对社会结构以及微观与宏观的界限的过分强调，非表征理论提倡“关系性的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强调事物是协同进化、共同创造和相互关联的共同体，突显关联网络的重要性(Anderson et al，2008)。再者，表征能否捕捉到日常生活中具体而细微及稍纵即逝的日常生活和情绪体验也饱受质疑。非表征理论更强调具身化的情感，并认为，情感可对鲜明的引导力量进行生产(Thrift，2008)，个体的感觉(affect)具有传染性，从而影响其他个体，形成集体的情感环境和难以描述的强烈情感氛围(Thrift，2004；Andrews etal，2015)，并涉及身体与物件、生活、瞬时现象、事件和技术的众多互动关系(McCormack，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