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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偿追责在国家赔偿法律规范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却被有意无意的遗忘，制度的设计初衷亦被束之高阁。本文拟通过对追偿追责现实困境的检视、制度壁垒的剖析发现问题症结，通过澄清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误区，明确对违法用权者依法追偿追责的正确路径。以平衡权利保护与权力制约的价值追求为支撑，提出追偿追责制度的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强调以法治思维对追偿追责的主体、范围、标准等细节进行微观重塑，用更加科学公正的程序选择确保制度的有效运行，从而实现追偿追责制度存在的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
表1 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率统计表① 
表2 法院审理司法赔偿案件赔偿率统计表② 从对2005年以来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案件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国家赔偿案件的整体数量呈上升趋势，但判决赔偿和决定赔偿案件数量却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赔偿率更是呈现出明显的下滑。对比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行政赔偿案件数量大大高于司法赔偿案件数量，但其赔偿率却远远低于司法赔偿率。 (二)国家赔偿费用支出数额巨大，但追偿追责的适用状况并不理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最新调研统计，2015-2017年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共审理各类司法赔偿案件8261件，其中决定赔偿的案件1146件，决定不赔偿案件4598件，以其他方式结案2517件。决定赔偿的1146件案件中，刑事赔偿案件964件，赔偿金额33095.29万；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182件，赔偿金额5290.31万元。③ 此外，除了上述可统计的数字外，不容忽视的是迫于社会舆论、绩效考评、追偿追责等方面的压力，还存在赔偿义务机关通过诸如信访等渠道进行法外补偿的情形，造成大量隐形国家赔偿案件的存在。④ 在最高人民法院另一组统计数字中，2011-2013年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赔偿决定中，决定赔偿的案件共792件，决定赔偿金额12344.90万元。在国家赔偿后的追偿追责中，已经追偿追责的14件，占决定赔偿案件的1.78％。其中，同时涉及追偿和追究党纪责任的2件，同时涉及追究党纪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1件，同时涉及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1件，单独涉及追偿的1件。单独涉及追究党纪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各3件。⑤ 从上述司法赔偿数字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国家赔偿费用的支出数额巨大，且持续增长，但国家赔偿后追偿追责的比率却极低，追偿案件所占比率更是不足1％。 (三)在刑事冤错案件的纠正中，存在以追责替代追偿的倾向 2013-2016年，全国法院共依法纠正重大冤错案件34件54人次，⑥随着这些重大刑事冤错案件被集中纠正，人们在探讨刑事冤假错案纠正和预防机制建设的同时，也将关注热点逐步聚焦在国家赔偿追偿追责制度上。下面是一批广受社会关注的重大冤错案件被纠正后的追偿追责情况。 1.赵作海案。2010年5月，赵作海领取到国家赔偿金和困难补助费65万元，同期该案合议庭成员停职接受调查。2012年河南赵作海案的“制造者”——河南省柘城县公安局六名警察被以刑讯逼供罪追究刑事责任。⑦ 2.“张氏叔侄强奸案”。2013年，张辉、张高平叔侄二人共获得国家赔偿金221万余元。这个案件在启动追责程序后，没有发现故意制造冤案的情形，相关人员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问责。⑧ 3.呼格吉勒图案。2014年12月，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向呼格吉勒图的家属赔偿205万余元。⑨同期，内蒙古公检法等部门启动呼格吉勒图案追责调查程序，2016年1月，公布追责结果，对该案中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一人因涉嫌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余26人被分别予以党内警告、严重警告、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处分。⑩ 4.聂树斌案。2017年3月，聂树斌的母亲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共计获得各项赔偿268万余元。(11)该案追责追偿均未予公开。 上述4案中的3起案件，在国家赔偿后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党纪、行政乃至刑事追责，但对追偿问题均未见公开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