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制造业发展主要特征及趋势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制造业深度关联、互相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和竞争版图进入深度调整重构时期。美国为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抢占制造业发展制高点，制定了多项国家战略，并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我国为振兴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也是多措并举，持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美国重振制造业与我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战略规划在同一时期迎头相遇，由此激发了中美两国抢占制造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频繁发动贸易保护调查的情况下，中美制造业发展成为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中的重大关注点。在此背景下，对中美制造业发展进行动态比较研究，不仅能够了解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之后重振制造业发展的成效及制造业竞争力水平，也能看清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效果，从而为促进我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提出对策建议。

      一、工业化进程中中美制造业发展的背景条件及深度关联现状

      在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规模变化规律和结构变化规律。威廉·配第认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之后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产业部门间的收入差异必然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多收入的部门转移。科林·克拉克进一步研究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而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这就是初步揭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配第—克拉克定理”。美国学者丹尼·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等。[1]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在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制造业比重先逐渐上升，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不论是早期的美国、德国，还是后来的日本、韩国，都经历了制造业占比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这是制造业的规模变化规律。这一规律通过工业在GDP中的占比变化同样能够被验证。(如图1)在工业化后期，典型工业化国家还普遍存在制造业服务化的变化趋势，制造业服务化投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升级越来越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与融合发展。1970-2000年，美国制造业服务化投入系数从13.3%上升至22.7%，日本从10.9%上升至17.9%。[2]

      

      图1 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在GDP中的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前瞻数据库。

      在制造业规模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变化的同时，其内部结构、发展机理也在经历深刻变化，这是制造业的结构变化规律，包括内部的行业迭代和外部的空间转移。制造业内部的行业迭代，即不同行业依次经历“高速增长—达到峰值—逐步回落”的过程。其中，以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最早达到峰值并逐步回落，随后，以钢铁、石化行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达到峰值并逐步回落。但也有一些国家以金属制品、电器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上升，达到峰值后趋于稳定，尚未出现明显回落。制造业外部的空间转移，即不同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承接产业转移与对外产业转移的过程。如，日本和韩国的崛起正是先期承接了欧美国家的纺织、钢铁工业转移，后期承接了汽车、电子产业转移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也是承接欧美日韩等先行国家纺织、钢铁、家电、造船、电子、汽车等产业转移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创新赶超难度大、全球分工格局固化等原因，二战以来真正能够顺利实现两个结构迭代的国家少之又少，较大的经济体仅有韩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3]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技术升级陷阱”的原因所在。

      (一)后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制造业

      经济不平衡现象既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这相当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两个对等映射，映射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中低端制造能力过剩，以及高端制造和研发创新能力不足；映射在发达国家表现为制造业空心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过度扩张。二战以后，美国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总体上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升高的趋势。[4]通过构建和深化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美国制造业长期且大规模地向国外进行产业转移，其国内制造业发展生态和支撑条件也在逐步消退，相应地，经济增长越来越向金融、信息、科技、商务等服务业领域集中，经济不平衡的状况长期存在并日益加深。如，2009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11.98%，服务业占比为79.30%，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业占比近20%，专业和商业服务占比超过11%，比重均超过或接近制造业占比。失衡的产业结构一方面导致美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全球和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给国内就业结构、财富分配等带来深刻影响，甚至给美国经济社会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如，现代服务业对低端劳动力存在严重的挤出效应，[5]表现为一般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薪酬增长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