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78年至今，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探索，其中的艰难与曲折、经验与教训，得到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尽管学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分期问题仍然缺乏深入和广泛的讨论，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韩永进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三阶段分期，总结了各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①。曹普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效给予评价，并分析了截至2007年的改革成效②。齐勇峰提出2003年开始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由微观层面上升到宏观层面，树立了“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目标，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③。傅才武认为2005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完成，文化体制改革由“强政府弱市场模型”转向“强政府强市场模型”，初步形成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的格局，改革的目标在于融合体制内外的产业要素，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文化市场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④。陈世香认为大部制的实施是文化体制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的标志，文化体制改革迈向顶层设计⑤。王列生提出机构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和标识⑥。这些研究成果将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节点明晰化，对于每个时间节点所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梳理和评估，归纳出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分期标准，是其学术贡献；但因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改革仍在进程中，这些成果总体上仍是阶段性成果，难以准确概括四十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进程。 一、如何对四十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期 (一)学界关于改革进程分期的几种观点 目前学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分期问题的探讨，主要有傅才武的两阶段论，韩永进的三阶段论，曹普的三阶段论，洪明星的四阶段论和蔡武的五阶段论。 1.两阶段论。傅才武在《“三角协调模型”与“力量均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一个宏观分析框架》《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路径与理论模型》三篇论文中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两阶段论，将2005年看作文化体制改革的拐点，认为1978-2005年是改革的启动和探索阶段，2005年后是改革的深化拓展阶段。 2.三阶段论。韩永进将文化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2年为改革的探索阶段，1992年至2002年为改革的持续推进阶段，2002年以后为改革的深化阶段。 曹普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一文中，将文化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1年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开展阶段，1992年至2001年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2002年之后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阶段⑦。此论大体与韩永进的论断相同。黄永林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及其特征经验》中，将文化产业发展的分期划分为1978-1992年的改革开放转型、文化经济发展阶段，1992-2002年的市场经济转轨、文化产业发展阶段，2002年以后的小康社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阶段⑧。 3.四阶段论。洪明星在《认同视阈中的文化体制缘起与变迁》中提出四阶段分期，1978-1988年“以文养文”的市场探索(“试水”)阶段，1988-1998年文化发展的双轨启动(“启航”)阶段，1998-2008年文化产业的发展(“扬帆”)阶段，2008年以后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远航”)阶段⑨。 4.五阶段论。蔡武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理论创新》中指出，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年至2005年11月，完成了9个城市35个单位的试点工作，出台了建立文化市场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文化行业的相关文件。第二阶段2005年12月至2010年7月，文化行业在“重塑文化市场”“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四个方面取得突破。第三阶段2010年7月至2011年10月，文化行业完成了国有院团的转企改制，初步建立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第四阶段2011年10月至2013年10月，大部制推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体制机制创新。第五阶段2013年至2014年底，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进一步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⑩。 于迅来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及发展路径研究》中将文化体制改革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92年，是文化市场的萌芽阶段。第二阶段为1992年至2002年，是文化行业产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为2002年至2009年，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阶段。第四阶段是2009年至2012年，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第五阶段是2012年至今，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阶段(11)。 (二)不同分期观点的基本依据 笔者认为，文化体制是文化领域内党委政府机构、文化组织和从业者按照一定秩序和逻辑进行联结、实现结构化组织并保持组织持续运转的制度体系，是整个社会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North认为，制度即是“游戏规则”，在同一制度体系中，不同的制度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发挥作用的范围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属性，其变动的难易程度也不相同，“社会的制度体系确定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较难发生显著变动，而其中的部分制度却可能经常发生变化”。社会制度体系中，边缘性制度(如日常管理制度)比较容易发生改变，而核心制度(如产权制度)较难变化(12)。文化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这种制度变迁一般是从经营制度、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等边缘性制度开始，逐渐进入到产权制度等核心制度。这是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路径，也为人们观察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坐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