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妥协”或“相得益彰”？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9)01-0026-10

      学科代表相对专门化的知识领域，是大学知识生产、管理和传播的核心；教学活动以学科为单元，学术管理以学科为分野，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以学科为基础等。传统“知识树”的比喻强调学科分支和分支之间的联系，但19世纪以来，一个强调自主权的“学科政治学”替代了“知识树”的意象，学科碎片化的倾向远强于学科“帝国”构建的倾向[1]。学科边界在教育领域的作用远比在科研领域大；其在大学内部远比在大学外部更加重要[2]131。在我国，学科的重要性还延伸到学术界之外：具有政府强制性的学科专业目录，不但规定了学科名称，而且规制了学科边界；教育行政部门建立了具有资源和地位配置功能的学科评估制度，赋予了各学科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多元意蕴。学科的重要性也反映在近年来全国范围内高校智库建设的热潮中，政府显然希望高校进一步发挥学科在资政方面的功能。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提出，要发挥高校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建立多学科交叉的协作机制。同年，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印发的《加强上海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指出要“发挥高校在人才、学科、科研和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推进问题导向的多学科深度融合”，并提出要以智库建设为抓手，“优化高校学科布局，形成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在智库建设中落实这些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涉及技术层面的学科知识生产、管理和转化方式的变革，也关乎学科文化和制度的再造以及学科社会功能的重新界定。

      一、一流学科支撑一流高校智库？

      关于学科与智库建设的关系，一种看法广为认同：一方面，高校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多学科储备、专业人才资源是大学智库建设的依托，没有一流的学科，就难有一流的高校智库；另一方面，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被认为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抓手，跨学科问题导向的智库研究必将催生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库模式’”[3]。那么，高校智库建设与学科地位的实际关系究竟如何？在此，文章选取若干国际和国内有影响力的高校智库，考察各智库研究领域与相关学科的对应情况(见表1、表2)。

      

      

      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知名高校似乎更容易诞生知名智库。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发布的年度“全球智库报告”，2014-2017年全球高校智库排名前20的榜单上，世界顶尖大学的智库占比为60%～75%(世界顶尖大学以2014-2017年各年QS全球大学排名前100计)，其中，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每年在全球前20强高校智库中都稳定地占据两个或三个席位[4]。从表1我们也可以发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同样集中了一批顶尖水平、与智库研究领域相关的学科，一流智库的院校背景优势较为明显。作为智库发展的环境条件，综合性高校的学科生态更多样化，高水平的学科更集中，它们在决策咨询、政策论坛等方面也更为活跃①。

      比较而言，高校智库发展与特定学科水平的关联性较为复杂和多样。以表1、表2中国际和国内知名高校智库为例，智库研究与学科水平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智库研究领域与优势学科存在较明确的对应关系，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等为例，这类智库的重点研究领域有相应的优势学科(以2018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结果和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等级结果进行衡量)作为支撑。其二，智库研究领域未有顶尖学科作为支撑，但智库研究方向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向，如巴西里约天主教大学的金砖国家政策中心、美国莱斯大学的詹姆斯·贝克三世公共政策研究所。其三，智库研究的领域被界定得较为宽泛，未有特定学科作为支撑，这种情况在我国高校智库中较为常见，如复旦大学的中国研究院。

      一些高校智库拥有一个或多个高水平学科背景，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理解为智库研究有赖于专家资源、专门知识基础、学术声望和国际交流网络，而一流学科通常同时具备这些条件。也有许多高校智库影响力与相关学科地位并不全然对应，大量的政策研究领域并不在传统“学科菜单”上，即使我们找到与智库研究领域对应的学科，这些学科的学术力量也不一定在顶尖行列。这些智库的成功可归因于它们更为精准的政策议题设置和更为专业的机构运行，在这方面，美国莱斯大学詹姆斯·贝克三世公共政策研究所是一个例子。而我国高校智库研究领域界定宽泛、与学科对应关系模糊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折射了政府对高校智库“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功能定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