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追求理性的机构，也是崇尚德行的机构。史上众多的教育家和学者对大学的德行问题都曾有过专门的阐述。然而，在各种排行榜盛行的当下，大学的德行却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办学者们对大学的关注点似乎越来越多地聚焦在硬性的学术指标方面，诸如高被引论文、重要科研项目和奖励，以及各种人才“帽子”等。这种情况虽说情有可原，但如果走向极端，“唯”此为大而不及其余，甚至不择手段地片面追求这些硬性指标而全然不顾大学的德行操守，那么很显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偏颇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大学的本质和意义、事关社会和国家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本文所称大学德行，系指大学在其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符合自身专业道德准则的行为，它通过大学教师、研究者乃至管理者的道德行为表现出来，是大学成员所有道德操守的总和。本文主要针对当前高等教育现实中的某些倾向，通过回顾大学德行的历史传统及其演变过程，探讨大学德行的内在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并力图借此说明，在当前的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同样应该注重一流大学的道德建设。 一、大学德行的历史传承与时代考验 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大学德行的基因是在早期大学的孕育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属性，而且随着大学的发展而不断得以传承与弘扬；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新的内涵，也会受到新的挑战和考验。 中国古代奉行的“大学之道”，是“明德、亲民、至善”。[1]这一“大学之道”虽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性质所决定，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却鲜明地揭示出中国古代大学在德行方面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大学这一教育机构的某种本质属性，至今仍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尽管中国古代的大学到19世纪中后期便寿终正寝，近代新出现的大学基本都是仿照西方模式另起炉灶新开张，但古代“大学之道”仍然以其惯性而发生着种种影响，这从如今许多大学的校训中可窥其端倪。 作为西方大学始祖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也是在自己的胚胎时期就孕育了初始的德行基因。例如，新生入学有“清扫典礼”，目的是要把新生原先的“粗鲁习气”“野蛮兽性”统统“清扫”干净。[2]硕士、博士资格的获得，不仅要通过严格的考试答辩，也要证明已具备“与其身份相应的那些品德(公正、对同事和学生慈善、热心工作)”，且能“避免那些直接玷污品行的罪恶(贪财、不检点、虚荣)”，因而硕士、博士资格的意义，“不仅是理智上的，而且是道德上的”。[3]同样，新教师入职也要宣誓，誓词包括：服从大学章程、忠于教职、保质保量地完成与薪酬相符的教学任务等。而且，中世纪大学也养成了“对社会批评的爱好”，师生无所顾忌地批评教会的专制，批评僧侣的奢靡，也批评市民对他们的欺压和盘剥，批评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社会现象。其实，早期中世纪大学的师生，素质还真高不到哪里去，他们当时在社会上被称作“哥利亚德”[4]，多少是带有几分贬义的。但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对各种自认为是不道德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这至少说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明显带有道德优越感。 就欧洲高等教育历史看，近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运动虽然没有明显改变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学组织形式，但却不可能不影响大学的观念和精神，不可能不影响师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一个可见的变化是，大学师生在社会地位和声誉上的提高，原因当然是他们自身素质的改善。特别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中世纪的“哥利亚德”终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文人学士”“文化人”“绅士”。随之，大学教师逐渐跻身“贵族”阶层，他们不仅贵在生活品质，更贵在素质和精神；大学生也逐渐被社会高看，被看作未来的社会精英。相应地，大学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认知发生改变，开始把自己看作不仅是自己学生的教师，而且是其所处社会中精英们的教师。“大学随即获得了这样一项重要任务：即为社会训练与‘斯文’‘文明’或‘文化’的规范相一致的‘文人学士’或‘绅士’。”[5]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由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路德(Luther，M.)一手点燃，经过这场运动的生死考验，大学不仅扩大了规模，加速了世俗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也历练得更加强壮，对德性和自由的信仰也更为坚定。其后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确立了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共同价值观，也进一步强化了大学德行的价值基础和行为准则。 19世纪初，洪堡(Humboldt，W.)以“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为原则重塑德国的大学。在他看来，大学“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它的“立身之根本”，就“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6]洪堡把理性看作德性的基础，把纯粹学术当作通向理性和德性的不二法门。经过洪堡的改革，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立身之根本”，这对大学德行的提升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科研能够为大学铸魂健体，强其精神之脊梁，固其思想之底气，健其心智之内功。正如学问可以变化气质，科研也可以改善校魂和校风。二是科研本身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可以丰富大学德行的内容，扩展大学德行的范畴。有学者断言，正由于科研进入了大学，故从19世纪开始，“随着这种关于学术成就的道德的普遍传播，大学变得更加纯洁了”[7]。当然，科研作为大学的“立身之根本”，也可能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新矛盾——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问题。不过从机理上看，这个矛盾不是由科研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于实际工作中对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处理不当造成，解决这个矛盾恰恰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需要通过提升大学德行来解决。 20世纪初，社会服务成为美国大学的新职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Hise，C.V.)对此曾宣示，“州的大学必须服务于全州人民，服务于它的所有的儿女，在所有的方面帮助州，以所有的方式与州的人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8]。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由此得以确立，大学纷纷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利用自己的智力优势直接服务社会，扮演起“社会加油站”“社会轴心”的新角色。然而，大学走上十字街头之后，面对熙熙攘攘的社会和眼花缭乱的市场，如何才能洁身自好，越来越成为一个带有道德意味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代的到来，各国大学普遍面临规模扩张、经费短缺、竞争加剧的多重挑战，在此情况下，大学如何才能守身如玉、不辱其命、不降其志，更是一道无法回避的道德必选题。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的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热衷于研究和探讨大学的道德问题，正反映西方高教界对大学德行状况的一种集体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