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9)01-0001-04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如何从传统行政指令的刚性控制转向宏观指导与调控，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过不少讨论，评价作为调控手段之一，就曾被一而再地提起。但是，至少在当时，人们对究竟评价什么、该如何评价、评价结果怎么用，尤其是评价可能带来什么效应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解与认识。人们一度认为，它是实现政府放权、以评价缓解甚至替代行政刚性指令的不二法门。进入90年代中期特别是21世纪之后，在西方世界乃至各类国际组织极为推崇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质量(结果)、效率与问责的整体氛围中，我国也正好搭上这班快车。于是，把质量与绩效评估结果作为政绩业绩考察和公共资源分配依据的效率化取向，迅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的重要方向。从本科教学评估到高校办学水平评估、从学科评估到各种各类工程、研究与人才项目评估、从教师教学评价到学术水平评价，各种评价项目令人眼花缭乱。与此同时，中外各种民间的大学与学科(排行)评价也顺应市场需求应运而生，每年各种大学排行、自然指数与ESI各类数据竞相出台，已成为各校心态与情绪起伏的晴雨表。 评价结果不仅事关机构与学科的地位和声誉，更关联到其生存与发展空间，因此如今再来审视，在一定程度上，评价早已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手段和工具，毋宁说是一种政治，又是一种文化。简而言之，评价会衍生为权力，它不是传统的刚性行政控制，但其威力却不见得弱于刚性控制；评价会重塑领导风格、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乃至观念和信念，在各种标榜客观、具有可显示度的指标关注或者说数据所构织的权力之眼下，学术工作方式、价值取向甚至日常话语表达和沟通方式都发生转换甚至扭曲，譬如，如今学者间最为流行的日常表达句式便是：我中了个某某项目，我发表了某区n篇SCI、SSCI论文……每年年底考核，点数计分，几家欢乐几家愁，种种学者已经习以为常的现象，便生动展现了大学中的这种日常生态。 广义而言，评价其实绝不仅仅是一种手段，也是人类的一种日常甚至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行思坐忆、品物鉴质，评价无时不有、无所不在。在学术界，一所大学的声誉、一位学者的学品和一部学术作品的质量高下如何，人们通常也自有评判，故而，在此所指的评价显然并非是广义的而是狭义上有组织乃至制度化的评价，即俗常中人们所提及的评估。相对于广义上评价的个体主观性，有组织的评价更强调客观中立即科学性原则，因而，经验上可观测、可量化乃至主观判断的要素化与指标化，就成为其获得合法性的基本依据。而人们对当前高等教育领域评价所存在的问题和负效应的争议，其实也正源于此。 首先，客观是否可能？一所高校人均经费、占地、建筑面积与图书拥有量多少，生师比多少、课程开设量等等，这些无疑是可以指标化与量化的，但是人才培养的效果究竟如何，学术创新的水平如何，要做到完全客观评测却绝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人的能力表现与学术品质不仅具有内在难以观测特征，而且其外显或物化形态的呈现具有滞后性甚至不可预测性的复杂性特点。但要满足客观化的要求，就唯有将评价对象的主观特性尽可能予以量化，舍此别无二途，这也是为何现实之中令人侧目的各种计数取向的根由所在。譬如，在学术评价中，为体现客观性，简单的论文计数不敷所用，于是就有了引用次数，进而刊物影响因子与各种分区、ESI引用排名等等，计数模型越来越精致化。然而模型再精致化，数据再丰富，如果数据的内涵不能反映学术的内在品质，这种评价就难以做到完全客观。 其次，如果评价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化，而评价结果又是与机构的市场声誉、资源配置、个人的学术地位以及经济收益建立关联，那么它就必定成为现实中机构与个体的行动指南与指挥棒。你评价中设置什么指标，我就突出生产什么指标，没有可以制造甚至编造，有了可以取巧复制，产量上去了，排名进位了，于是政绩和业绩也有了，但一系列负效应也显现了：机构特色因为用一把尺子测量而被湮没了，人才培养的个性化隐而不现了，学术人承担高风险创新研究的勇气没了，大学之中甘于寂寞、一心育才、追求真理的氛围被功利化气息冲淡了。其结果便是出现开篇提到的情形，如今大学城中的人们越来越少提及人才培养与学术贡献，而开口闭口的都是项目、论文、奖项以及帽子等等。 对于上述问题，其实学术界从来不乏清醒的认知，各种质疑和抨击之声也从未停息，但出于“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有总比无好”，或者某些偏颇的存在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必要特征，以及为体现制度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程序公正总要付出一些代价，如此种种心态。这些质疑往往被各方评价主体一笔带过，而少有人会反思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评是否总比不评好？哪些事项值得评？如果可评，谁来评和该如何评？是否对评价的风险有充分预估？ 高等教育领域各种评价流行，甚至成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背景缘由在于：第一，在近40年我国高等教育放权赋能背景与趋势下，评价无疑是举办者以及管理者强化问责和督促办学者行为自律的最合用工具；第二，因为越来越关注基于效率取向的市场竞争手段，在针对机构以及个人的非均衡资源分配的大环境中，评价结果自然是实现按绩效配置资源最为简便的参照依据；第三，时下全球高等教育问责过程中对评价手段的推崇，为我国各种评价制度的推行提供了合法且入主流的理由；第四，作为后发国家所特有的赶超意识，我们对国际发表、国际标准、世界排行与国际认可极为青睐，而尤为推崇具有所谓可显示度的国际量化数据比较和评价，并视其为衡量自身与世界一流水平间距离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如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