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3-5161(2019)01-0016-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主要大国，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成为当代沙伊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两国摩擦不断、冲突迭起。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动荡、冲突与内战构成了中东国际政治的基本图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竞争呈加剧态势，明争暗斗此起彼伏。“明争”表现为2016年两国断交、发动舆论战等，“暗斗”体现在两国借助代理人战略在地区展开竞争。这种代理人战略是指沙伊两国的博弈并非以正面对抗的形式呈现，而是采取在第三国各自支持己方代理人而产生的间接冲突。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不久，有研究指出，在全世界伊斯兰国家的教派政治中，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竞争已经呈现为“冷战代理人战争”的形式。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沙特与伊朗开展代理人战略的外在表现，深入分析这种代理化竞争的内在逻辑，并对其前景做出展望。 一、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表现 代理人战略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属于间接冲突战略。它主要是指一个行为体为获取政治、安全等利益，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国外代理人为其利益服务的互动过程。代理人战略中包括施动方(activator)与代理方(proxy)两个行为主体，施动—代理关系的形成需要相应条件：施动方与代理方基于利益同构之上的行动一致，双方达成共识或默契，施动方保护与资助代理方，代理方维持施动方的利益。代理—施动关系存在三个指标：一是在施动方与代理方之间存在直接的援助关系，这种援助包括资助、训练、输送武器和装备，军事人员运送，施动方指导代理方的行动方向；二是代理人与施动方之间存在共同的敌人；三是代理人与施动方的关系通常具有持久性，而非临时性合作。这里的“代理方”可以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政府，也可以是国内反对派或者准军事化组织等，它们充当大国权力博弈的杠杆。②代理行为是代理方的一种自愿行动，不是单纯被施动方利用，而应是双方共同获益。③代理人战略的重要方式包括间接军事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叛乱、内战、革命等)，提供培训、输送军事、经济、情报、后勤等方面的资助，或是给予政治支持与外交声援等。近年来，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代理人化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叙利亚、也门等发生内战的国家发动代理人战争。国家与国外敌人的对抗有时并非直接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是使用对象国的叛乱力量并把其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代理人，这是代理人战略的常见手段。2011年3月爆发的叙利亚内战成为21世纪以来沙特与伊朗间接冲突的首个军事战场。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简称“全国联盟”)，并向其提供资金、顾问、后勤援助、军事培训等，提供“陶式”反坦克导弹等先进武器，旨在推翻什叶派的巴沙尔政权，拔掉伊朗在阿拉伯中心地带的立足点。伊朗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巴沙尔政权，派大批伊朗革命卫队成员进入叙利亚境内帮助叙政府军作战。伊朗还借助黎巴嫩真主党援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盘踞在叙南部且得到沙特扶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在2014年9月爆发的也门内乱中，交战双方分别是逊尼派的哈迪中央政府军与栽德派(什叶派分支)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沙特积极支持哈迪政府，组织阿拉伯多国联军于2015年3月对什叶派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实际上采用了借助代理人与直接参战相结合的混合战争方式。伊朗一方面公开抨击沙特的“侵略行为”，同时暗中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援。有分析指出，也门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沙特与伊朗地区竞争的产物，是一场双方互不相让的代理人战争。④ 其次，在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存在内部政治纷争的国家和地区支持各自代理人进行权力角逐。黎巴嫩基于教派分野存在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基督教马龙派等政治宗教派别，各势力集团之间维系着奇妙的均衡。一直以来，黎巴嫩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国内冲突被看作是沙特与伊朗两个地区大国的代理人博弈。⑤近年来，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是由逊尼派政党为主的“3·14”联盟与黎巴嫩真主党主导的“3·8”联盟所主导，⑥前者得到沙特的背后支撑，后者获得伊朗的鼎力支持。2017年11月，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在沙特宣布辞职，同时指责伊朗在黎巴嫩建立“国中之国”并把基于武力维系的既成事实强加给黎巴嫩。⑦哈里里辞职的背后，实际上是伊朗与沙特的竞争，被视为沙伊博弈的延伸。在伊拉克，伊朗支持包括伊拉克达瓦党及伊拉克伊斯兰最高指导委员会在内的什叶派政党联盟，努里·马利基(Nuri K.al-Maliki)、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等多届政府均持亲伊朗政策，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得到伊朗的政治支持与财政援助。沙特暗中支持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及库尔德武装反对什叶派政府，导致沙特与伊拉克两国的关系紧张。在巴勒斯坦，伊朗成为萨达姆倒台后哈马斯新的资助方，全力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被视为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的哈马斯对沙特王室构成威胁，后者公开谴责哈马斯的行为，并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领导的温和派政治组织法塔赫联合。随着当前巴以矛盾的再度升级，沙特与伊朗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较量还将持续下去。 最后，沙伊两国在外交场合利用代理人进行角力。近年来，沙特与伊朗的冷战式对抗趋于公开与白热化，地区政治生态呈现对立式与阵营化，作为代理人的地区小国与政治势力选边站队倾向日益明显。沙特、巴林等海湾国家内部的大量什叶派居民，很多情况下被视为伊朗的“第五纵队”。2016年，沙特处决什叶派宗教人士尼米尔，被认为是打击伊朗代理人的重要举措。该事件发生后，伊拉克什叶派达瓦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均对沙特的行为予以谴责。之后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巴林、科威特、苏丹、吉布提等国家追随沙特先后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此外，伊朗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兵组织，实行“阿拉伯街头战略”(Arab Street Strategy)，包括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及直接向阿拉伯国家民众宣传等，以侵蚀阿拉伯国家政权。⑧伊朗还组织中东国家的什叶派志愿军赶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⑨沙特则编织“什叶派阴谋”来挑起地区教派纷争，以教派为基础定义地区关系结构，力图阻挡伊朗势力的南下西进。例如，2011年，占人口多数的巴林什叶派发动反对逊尼派君主政权的示威抗议活动被指背后有伊朗支持，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派兵镇压了这起示威活动。⑩2017年底，伊朗国内爆发的骚乱事件被指与沙特等外国势力的煽动存在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