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日益贫困化，农民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农民问题，以广义言之，含有道德、经济、社会制度、习惯等。若欲解决农民问题，必先解决以上诸端，而其中尤以经济为最要，各国农民问题之发生，率皆由于农民经济之不平衡，吾国农民亦感于经济生活之困难，故种种不平之鸣，时有所闻。顾农业为各种事业之基础，农业之兴衰国家之强弱系焉。农民为农业之本，经济尤为农民生活之要素。由是以观，农业经济问题之重要不待言矣。而其中尤以金融为前提，故欲减除农民痛苦，对于农业金融不可无相当之研究与救济”。①因此，人们把农村经济破产归于农业金融匮乏。一方面，新式金融虽然已经勃兴，但“各种金融机关立于都市者多，设立于农村者少”，导致“农村金融利用之困难，农业资金获得之不易”。②另一方面，商业都市越发达，吸纳农村游资能力越强，导致农村金融枯竭和农村贫困。如章乃器所言：“我国近代数年间……农村经济早成崩溃之象，加以内乱迭起，烽火满郊，内地游资，纷纷向口岸输送。农村金融之枯竭，乃迥逾往常。而现金集中之点上海，则五年以还，则现金增加之数，几及四倍，殊为可惊。以致年来金融市场之通常状态，为农村通货之极度紧缩。”③农村凋敝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为解决农村面临的困境，20世纪30年代起，“全国上下，提出‘到农村去’的口号”，④特别是经济学界、农学界、金融界等人士普遍认为挽救农村经济危局的根本在于盘活农村金融。只有这样，农村经济才能复苏，社会经济才能平衡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政界、金融界和学界掀起了“合作运动”与“农业金融”的热潮，使现代金融业开始向农村延伸，投资于农业，以便救济农村和复苏农村经济。关于该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成果，⑤对研究农村金融与社会经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以往关于陕西农村金融的研究中，主要对抗战时期的农贷及其作用做了研究，⑥但通过阅读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笔者认为关于现代金融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变化仍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故本文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关中农村为例，讨论现代金融业进入农村所引起的农村经济社会变化的问题，作为对以往研究的补充。 一、金融枯竭与关中农村面临的问题 金融枯竭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面临的共同问题。陕西关中地区农村破产“已至山穷水尽之境。农民甚至因缺乏耕牛而以人代畜，因乞食无门而卖妻鬻女，凡人世间残酷之境遇，无不可于陕省见之”。⑦农村金融枯竭与经济凋敝情形可见一斑。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通过正常渠道借不到钱。陕西农村传统金融机关主要是钱庄、当铺，民国以降本身就在衰落中，在经历了1928年至1930年的大旱灾后大多数歇业。即“民国十八年起，陕西连年大旱灾以后，农民救死不遑，其他更难顾及，由于这种原因，钱庄、典当及合会颇多瓦解”。⑧就当铺而言，“因农村经济凋敝，当铺损失过巨，又因当局之严加取缔，致关中各县相继减少，近日周至、蒲城之当铺，仅能维持而已”。⑨钱庄也出现了衰落，西安钱庄盛时有200余家，因“历年政局变更，交通梗塞，商业无从发展，加以十五年围城之役(指1926年4月至11月刘镇华围攻西安——引者注)，直接间接损失匪轻，钱庄亦逐渐减少，至民国廿三年仅存四十余家”。⑩佟统金融业的衰落，对农村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关中地区“农事几全停顿，粮食特殊缺乏，而金融救济机关又付阙如”。(11)因灾后农村金融几乎完全停顿，农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借到维持生活和发展生产需要的资金。 第二，因农村金融枯竭，陕西各地高利贷者十分活跃。(12)关中农村高利贷“榨取利益之巨，骇人听闻，月利百分之二十三十已成惯例，甚且巧立名目，有至百分之一百以上者，贫苦小民，以饥寒迫切，亦惟有忍痛容受，聊济一时之急，因此债上加债，永无翻身之日”。(13)随着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被高利贷形式的商业资本所操纵，“谷物未收获以前农民就将它抵借款项，这种预押或预卖使商人可以掠夺比市价还要低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谷物。经营高利贷的商人一面从商业中取利，一面又从借贷中取利。这样双重取利的情形，比单纯的高利贷还要剥削得厉害”。(14)而且农民的借贷利率逐年增高，民国初年，平均月息为3分；1920年烟禁开放，利率逐渐增高，平均月息达5分；1928年至1930年大旱后，“农村金融枯桎，利率之增高已超过水平”。(15)农民越贫困，越难摆脱高利贷者的剥削，正所谓“借贷愈多，则穷困愈甚；穷困愈甚，则愈须借贷”。(16)关中农村就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 第三，导致农家高负债率。农家负债率高低与农村经济荣枯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关中经历大旱灾之后，“农家经济凋敝已极，原气断丧，农民大都借贷度日，故其时农家负债比率特高”。(17)1936年9月至12月，蒋杰等人对凤翔、武功、周至进行调查，次年3月至5月，又对泾阳、蒲城、华阴3县进行调查，共计调查村落102处，调查1012户，其中负债者达到879户。“蒲城、武功二县之农家，负债者几无户无之，即周至、凤翔亦居十分之九，以负债农家最少之泾阳言，尚须占四分之三弱”。(18)农家负债额高低与土地多少有关系，如武功户均耕地面积19.6亩，负债额67.79元，负债农民占92.3%；泾阳户均耕地43.08亩，负债额124.57元，负债农民占73%。(19)在正常社会经济发展中，负债对农家来说是融资的最主要方式。但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关中农民而言高负债率是在农村经济穷困和金融枯竭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在没有金融机关给予金融调节的农村，农产品不能转化为资本，金融枯竭与经济凋敝形成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