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秘卷》是作家刘醒龙的最新长篇小说。初看题目，读者很容易误以为是市面上的流行教辅材料《黄冈密卷》。但这不是一字之差的问题，而是其中隐含了作家刘醒龙的金蝉脱壳之计。诚然，这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吸人眼球的教育叙事外部框架，即“我”私下侦探并且破解市面上《黄冈密卷》的隐秘市场发行机制，这牵涉到当下中国基础教育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但明眼的读者一定能够发现，这个教育叙事外部框架其实不过是作家刘醒龙施展的叙事障眼法，而他真正的意图在于破译包裹在教育叙事外部框架之中的地方文化叙事内核。不错，对黄冈地方文化传统的深度叩问和深层解密才是作家刘醒龙的兴趣之所在。作为土生土长的黄冈人，刘醒龙长期以来都以书写以黄冈为中心的鄂东地方风土人情而著称，其代表作《圣天门口》和《天行者》都是讲述的鄂东大别山区故事。但这都是广义上的大黄冈叙事，而真正献给故乡黄冈(即民间说的老黄冈县)的长篇小说力作还得算是这一部《黄冈秘卷》。此前的长篇力作《蟠虺》虽然主人公曾本之是黄冈人，但那毕竟是一部写武汉的城市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其间虽然也有黄冈的叙事线索和文化笔墨，但显然在整体上不以解密黄冈地方文化秘史为叙事意图。《黄冈秘卷》则不然，它讲述的就是黄冈秘史，而这讲述离不开对主要人物形象的深层文化人格心理结构的透视和解析。因为所谓秘史即心史，黄冈秘史就是承载黄冈地方文化的黄冈人的心灵史或精神史，其集中体现就是当代黄冈人的典型性格与文化人格。于是我们无法绕开《黄冈秘卷》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人物——绰号叫“老十哥”的刘声志。 刘声志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除了叫“老十哥”之外，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谓是“我们的父亲”。《黄冈秘卷》的叙事人最先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我”，小说以“我”接连接了两个电话拉开叙事大幕。一个电话是北京的少川和北童母女俩打来的，为了《黄冈密卷》而兴师问罪；另一个电话是母亲从老家里打来求助的，说“你伯要打我”，而母亲口中的这个古怪的方言称呼“你伯”其实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叫“我们的父亲”为“伯”，这是黄冈人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民俗方言传统，亘古未易。表面看来，小说中的“我们”除了包括“我”在内，还包括了大姐、小妹和弟弟，但事实上，这个“我们”的范围要大得多，在作家设置的整个叙事框架和语境中，“我们”其实包含了我们兄妹四人在内的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除了小说中的人物，甚至还包括读者在内。换句话说，小说中的“我们的父亲”不仅仅是第一代(曾祖母、曾祖父)、第二代(祖父、祖母)、第三代(父亲和叔父等)之外的晚辈人物的集体父亲形象，而且也被作者预设为小说读者群体的集体父亲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作家刘醒龙的神来之笔。当然，这种集体的叙事人称设置并非刘醒龙的全新创造，当年的老一代革命作家中就有人惯常使用这种手法，著名者如柳青，他在《创业史》的讲述中经常会跳出来说上一句“我们的生宝”如何如何，这当然是为了增强叙事的亲切感，拉近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以至于后来深受柳青影响的路遥在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还时不时会流露出这种叙述套路，类似“我们的润叶”、“我们的少安”、“我们的少平”等句子随处可见。老实说，这种集体叙事人称的设置一旦成了套路也会变成遭人厌弃的俗套，不但不能拉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相反有生硬隔涩之感，给读者带来潜在的阅读心理障碍。故而在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新潮中，这种集体叙事人称模式逐步在文坛渐行渐远，因为此时的作家更为看重所谓个体化叙事或私人化叙事，“我们”成了不受待见的叙事人称，“我”则成为了时髦的叙事视角，甚至还派生出莫言那种“我爷爷”、“我奶奶”之类的第一人称叙事变体，一时模仿者甚众。然而也就是在这种个体化或私人化的第一人称叙事泛滥中，随着“我”的凸显，“我们”开始淡化乃至消失，因此，如何重建“我”与“我们”之间的叙事主体间性，这就成了摆在当下中国作家面前的一道待解的难题。于是当我们读到《黄冈秘卷》时不禁惊异地发现，这道叙事难题在刘醒龙的笔下居然迎刃而解，作家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我”与“我们(的父亲)”之间，不仅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而且还同时调动其他所有人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父亲”，让“父亲”在“我们”的集体多元视角聚焦中全面而立体地敞开他自己的形象。这就不仅克服了单一的第一人称视角“我”的局限性，而且还避免了全知视角“他们/我们”的叙述中常见的主观性和间离性。 显然，“我们的父亲”不仅仅牵涉到一个叙事人称和视角的问题，还牵涉到更重要的文化诗学问题。“我们的父亲”不同于“我的父亲”，写“我的父亲”也许只需要写出父亲形象的个人性与独特性就行，但写“我们的父亲”就不能止于此了，还必须要写出父亲形象的普遍性与集体性，用荣格著名的神话原型批评术语来说，就是要写出父亲的神话原型形象及其所隐含的集体无意识。①所谓集体无意识其实质是一个民族的或全人类的文化无意识，这是一种公共的或共通的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一个作家如果写出了这种集体无意识，那一定得归功于这种集体无意识在暗中起作用，所以荣格才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②因为浮士德作为民族神话或民间传说中的著名人物，他积淀了德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文化精神，而《浮士德》不过是歌德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窃听来的天籁之音。如果仿照荣格的话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不是刘醒龙创造了《黄冈秘卷》，而是《黄冈秘卷》创造了刘醒龙；因为创造《黄冈秘卷》的刘醒龙其实是一个黄冈文化的窃听者或盗火者，他不过是忠实地回应或者传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故土文化声音。如果觉得荣格的解释太过于神秘和神奇，那么艾略特的解释也许更实际一些。荣格的所谓集体无意识在艾略特那里其实可以理解为“传统”，谈到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艾略特明确主张“非个人化”写作而尤其强调作为民族集体文化原型的传统的重要性。但艾略特又声明“传统并不能继承”，“假如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此时的你首先需要具备“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③毫无疑问，刘醒龙正是具备这种现代历史意识的“传统”作家。他不仅深谙自己的故乡黄冈文化血统，而且对于艾略特所说的“欧洲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文学都广有涉猎，至于百年中国新文学传统更是流淌在他的阅读经验和生命血液之中。刘醒龙相信：“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是世代相传的薪火。”④又说：“在母语显得至关重要的文学范畴中，在地域文化传承上能有多大建树，是一方水土中的作家能有多大建树的宿命。”⑤所以在《黄冈秘卷》中，刘醒龙直接叩问从杜牧到王禹偁到苏东坡以来的黄州浩然硕儒千百年来为何“总是要以某种简单明了的方式流传”，这是因为“贤良方正的黄州一带，确与众不同，从古至今，贤身贵体的君子，出了许多，却不曾有过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而“以黄州为中心的原野传说甚多，传承甚广，最重要的还是这些有如乡贤的品格”，不管黄冈人的外在如何“看上去相去甚远，内在的精髓是一脉相传”。⑥其实，这种一脉相传的内在精髓就是“贤良方正”的黄冈文化人格。而在《黄冈秘卷》中，能够集中凸显这种黄冈文化人格的人物莫过于“我们的父亲”老十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