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着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与嬗变，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浪潮的涟漪不自觉地浸润着传统的乡土社会。“文学‘再现’‘生活’，而‘生活’在广义上则是一种社会现实，甚至自然世界和个人的内在世界或主观世界，也从来都是文学‘模仿’的对象”①。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变得丰富多样，精神世界呈现出更复杂、更多元的特征。文学作为“生活”的“再现”也随之产生着互文性的变化。面对着更迭着的社会形态和环境，文学作品如何书写当下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人类的生存现状，如何阐释面对急遽的变化时，人类内在心灵的困囿与怅惘，如何走出“身陷囹圄”的精神迷局，如何构建“焦躁”的当下与过去、未来的联系……都是写作者面临的普泛性的难题。而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的光荣”，以平视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深入挖掘内在的精神向度，正视一代人的文化性状，以其对当代人心灵孤绝漂泊状态的观照和对现代化的“侨寓”过程中人与城乡困境的深邃思考，以及突破困局、找寻出路的省思成为“中坚代”作家中卓尔不凡的存在。 一、“去乡”的困囿与怅惘 “京漂”系列被公认为是徐则臣小说中最出色的创作，也是使他收获奖项与荣誉的重要创作。其中《跑步穿过中关村》《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伪证制造者》《把脸拉下》等中篇小说都是其中的上乘之作。漂泊无依的生存遭际以及精神样貌是“京漂”系列小说中揭示的普遍的现实生态。尽管出生、成长于乡村，徐则臣表示“我还是更愿意写一写城市，因为生活在其中，它是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贴近发肤和血肉。我所遭遇的生活与精神疑难，是一个出门撞见城市的人必然面对的问题”②。既然要在城市书写中勘探时代问题，就需依傍于有现代品格的城市语境作为背景。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体现中国现代性的具象空间。它所具有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新鲜前卫的精神文明对于乡村人，特别是乡村的年轻人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在这种吸引力的催使下，大批蠢蠢欲动的“异乡人”蜂拥而至，“流动着的北京”成为了徐则臣“京漂”小说中叙事生产的现实背景。也许是徐则臣曾经在北京无户口、无编制的主体漂泊经验，让他注意到这一群散在城市“灰色”地带谋生谋爱的小人物。“京漂”系列中，徐则臣笔下的许多人物被设定为假证制造者、盗版光碟或假古董贩卖者、房产中介公司职员、自外地来北京求学的学生等等城市的边缘人物。他们飞蛾扑火般地自乡村来到城市，身体飘荡在城市与故乡之间，灵魂漂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祈望在大城市的罅隙中寻求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 徐则臣在“京漂”系列里设置的边缘人物，几乎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进城者，他们大多是或多或少受过教育、在城市中从事着与文化相关工作的人物形象，譬如在书店打工的王一丁(《西夏》)、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康博斯和在食堂工作的“诗人”班小号(《三人行》)、中学教师居延(《居延》)等等。在《啊，北京》和《我们在北京相遇》中，边红旗自称“绝对的民间诗人”，拿起笔时是“诗人边塞”，放下笔后，却是个假证制造者和贩卖者。边红旗原是苏北小镇的中学语文教师，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老婆是小学美术教师，两个人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着温馨和睦的小日子。后来的“日子有些别扭”，一方面由于当地政府削减教师工资，另一方面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使边红旗的文学创作空间趋于逼仄，找不到写诗的灵感，加之一起长大、年龄相仿的伙伴们都陆续离开小镇去闯世界，边红旗躁动的心终于按捺不住了，不顾妻子反对毅然决然地辞职来到了北京。然而北京火热的外表下又是令人想象不到的冰冷。所谓来投靠的远方亲戚，见面后才真正了解到也不过是租住在平房里、吃着馒头咸菜、靠蹬三轮车为生的劳苦人。自己在求职过程中因外地人身份屡屡碰壁，最终只能放下知识分子的自尊与矜持，臣服于现实面前，也干起了靠蹬三轮车维持生计的营生。而后又在偶然间结识了朋友小唐，跟着他踏进了制造、贩卖假证的行列，在被警察围追堵截的提心吊胆中困顿地生活着。一面是乡村中学语文教师，人们眼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一面是游走在道德与法律边界的“二道贩子”；一面是多年以来作为教师，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的成就感，一面是找不到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迷惘感；一面是积极投身城市文化建设的雄心壮志，一面是温饱还不得以满足、更遑论实现理想的糟糕境遇……身份的裂变、心理的落差、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等种种矛盾并置于边红旗一人身上，在这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上熔铸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冲突感与悖论感，也通过作品中这种撕扯的张力而赋予了读者更繁复、更多义的解读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京漂”系列小说的收尾方式似乎总让人感到错愕不及，但又在措手不及中引人深思，有论者指出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③。尽管在叙述过程中徐则臣尽力让这些小人物之间用友情和爱情来互相拥抱取暖，但结尾处却总含蕴着些许残忍的凉意——如敦煌在被女朋友告知怀孕的电话声中被锁进手铐(《跑步穿过中关村》)；子午就在与女朋友领证的当天遭意外杀害(《天上人间》)；姑父在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之时又再次锒铛入狱(《伪证制造者》)等等。这些叙事的“留白”与其说是徐则臣在暗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现实，毋宁说是他在理性与感性的博弈下，悲观地直面灵魂漂泊无所皈依的境况，对这些人物染以在劫难逃的宿命论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