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高晓声创作主要被置于与鲁迅或赵树理的对比中进行阐释，由此确定其文学史地位①。从描写农民精神创伤并揭示其现实根源的犀利叙述看，高晓声小说确有几分“鲁迅风”；其秉持良知从常识出发揭露“三农”问题，刻画生动的农民形象，则有点像赵树理。然而，高晓声还拥有一个极为独特的精神面向：五四新文化所否定的家族宗法伦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封建残余”被扫除的传统习俗，长期潜隐在乡俗民风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旧观念”，顺应自然、不悖天理、注重亲情的生命哲学，在高晓声作品中，往往被视为善与美来呈现，这使其乡土叙述呈现出一种既独立于五四启蒙，又对立于“破旧立新”革命伦理的立场与倾向。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陈奂生的“保守”“狭隘”和“小生产者落后意识”，未必就是“国民劣根性”，一定程度上却是与“唯利是图”“小人喻于利”等对立的仁义与忠厚。 1991年“陈奂生系列”后三篇发表后②，陈思和认为高晓声改变了创作“思路”③，王尧则指出陈奂生“精神世界还有另一根绳索在操纵他”④。联系高晓声后期创作，包括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散文，不难发现高晓声通过陈奂生形象所表达的文化认同，即对乡土社会“古风”的肯定，贯穿了其1979年以来的创作；只是在后期创作中，这个倾向表现得更为明确和充分罢了。 《青天在上》是高晓声的自传性长篇小说，以其与前妻邹主平的爱情故事为原型⑤。1955年高与邹在结核疗养院结识并相恋，1957年高被打成“右派”后二人结婚，不久邹随高迁居乡下，经历了“大跃进”，病逝于大饥荒。这段生活总共一年多，既是高晓声个人生命体验中异常凄美并留下终身创伤的一段，也是“大跃进”和大饥荒历史的一个缩影。《青天在上》改变了高晓声一向为农民“代言”的叙述姿态，叙述者、隐含作者与主人公有较大重叠。无论从题材还是体裁看，它在高晓声创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该小说出版后却未能引起足够关注，迄今只有钱中文一篇专论⑥。王彬彬认为主要原因是高晓声对历史真实“包包扎扎”(掩饰)，书中自然美描写喧宾夺主，稀释了历史苦难⑦。本文的论述，便从这里出发。 一 遣返回乡：惩戒或避难 新时期之初，高晓声因写出李顺大、陈奂生两个人物形象而令“文坛倾倒”之际⑧，也写过具自传色彩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如短篇小说《系心带》，不过数量极少，基本被“陈奂生”形象淹没。《系心带》写获得平反的“右派”李稼夫返城之际在乡村汽车站的一段感受，伤怀之中，感念质朴善良的人们在其被排斥被侮辱岁月中所给予的善意和温暖。那个时期，以写“右派”和知识分子受难而引人瞩目的小说家，有张贤亮、从维熙、李国文、鲁彦周、陆文夫等，比较起来，高晓声这篇随笔式小说实在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当《青天在上》问世，我们发现，《系心带》抒发的深挚感情，在《青天在上》中依托于大量生活细节的描写而得到完整深切的表现。《青天在上》旨在悼亡⑨，却表达了作者与故乡不可分割的骨肉感情，成为其小说中唯一完整的自叙传。 1958年3月，高晓声被江苏省文联正式宣布“右派分子”处理决定，遣返故乡劳动改造。他的故乡在武进县郑陆镇一个叫董墅的村庄，位于长江三角洲冲击平原腹地，河道纵横，土地肥沃，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也是高晓声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乐园，河浜湖畔，捞鱼捕虾摸蚌捡螺，其乐无穷，家乡在他心目中一直“是绝顶的美丽”⑩。高晓声家耕读为生，是董墅唯一有藏书的人家，父亲高崖青念过大学，通晓外文，1948年曾当选武进县参议员，高晓声亦念书至大学。尽管父子二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接连栽跟头(高崖青1950年在镇反运动中获刑5年)，但在淳朴乡间，人们对当地这户唯一的书香人家依然敬重，这使高晓声遭发配还乡后，处境并不坏。他在自传中写道：“当了右派要发配去劳动改造，我身患肺结核，劳动这一关很像鬼门关，幸亏本单位的领导还能体恤我，让我回家乡劳动，如果病倒了，可以有家人照应，免得无人理睬。这真算是放我一条生路。”(11)高晓声遣返后，乡亲给予他的是包容和善待，这使《青天在上》的叙述，脱离了一般同类题材小说的受难主题，反而有些许归隐遁世的意味。 小说开头写主人公陈文清被省文联扫地出门时的孤立情形，在那个时代可谓普遍：奉命押解陈文清回乡的机关秘书许源，与他同一年参加工作，“在一起相处了七八年，一向来也可算得是彼此信得过的老朋友”，然而自“陈文清倒霉伊始，许源就没有同他说过话，进过他的卧室，界限划得清清爽爽”；这次“他来带陈文清，也没有跨进陈文清的卧室，好象那一条门槛，就是楚河汉界”(12)。在回乡的班车上，陈文清又目睹了当地民众对“四类分子”家属的冷漠与歧视。然而回到家乡，情形与他预期的完全两样—— 老一辈的人，亲眼看着他长大，抱过他，逗过他，打过他的屁股，摸过他的小鸟。同一辈的人，都是他的拖鼻涕朋友，不止一次互相打破过头，也不止一次交换过颈脖子，是一伙知己知彼的狗脸亲家公……至于大队小队的干部，也都是本乡本土人，他们对于文清，都有乡谊族情，脑子也不及机关干部灵巧……尽着眼于鸡毛蒜皮，看到文清还领工资，还有公费医疗，就觉得待遇比自己还高得多。(13) 回乡后，按规定陈文清必须向群众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并在公社开大会时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反右后，合称“五类分子”)集中批斗或陪斗，接受干部像对“一群猪狗吆喝”似的训话。但在故乡柳湾村，阶级斗争的浓度却因“乡愚”而被大大稀释，陈文清并未受到歧视，更未遭受肉体折磨。生产队长姚祥金，从不派文清重活，一开始就对他说：“反正你身体不好，做不动就歇。劳动改造又不是要你的命，硬拼做什么?不要傻。家乡人尽管不懂政策，这点情分还是有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