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一直写作以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为主题的系列论文。这个学术方向最早的构想，来自2006年的一篇课堂作业。2006年夏天，我从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毕业，准备去北京跟随程光炜教授读博士。从2005年开始，程老师领着学生们从事“重返80年代”的研究，2005年的秋天我正巧借宿在清华大学，去不远的人大旁听过程老师的课，提前熟悉了学术思路。2006年9月入学后，程老师布置每个学生研究一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期刊。我选的是《今天》，并在当年11月完成了论文，题为“新时期文学之发生——以《今天》为中心”，该文后来发表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春天和程老师商量博士论文开题，我报的题目就是“新时期文学之发生”。阴差阳错，我一篇细读《废都》的文章在2008年获得了《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该奖较少有在读学生获奖，程老师由此高估了我的文学批评才华，建议我不一定在“重返80年代”中选择博士论文题目，不妨就做做贾平凹论。我由此开始“转型”为贾平凹研究者，这10年来写了大量的当代文学批评。“新时期文学之发生”这个题目，也就暂且束之高阁。 但是，“仿佛心里有鬼似的”，总是对这个题目不能忘却。2009年夏天来到华东师大中文系工作后，为了评职称，总要申报一些课题。2011年开始，我以“新时期文学之发生”这个题目申报，绊绊磕磕，最终在2013年得到教育部青年项目立项。经过一两年的集中阅读与准备，从2015年春节后动笔写起，到2017年的春节期间完成，2017年夏天完成初稿，大致写了两年。 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这本书开始，我从一个“80后批评家”慢慢变成一个文学史研究者。这绝不是看低文学批评，只是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难以借助文学批评的方式得以表达。同时我对流行的文学见解，也越来越有疑虑，我总是担心一些“永恒”的标准，其实只是今天的标准，只是我们对于批评的历史性，对于建构我们感觉结构的逻辑缺乏反思。一旦有了这种疑虑，回头再看自己的文学批评，难免有虚无之感。 和这种虚无之感相反，每当坐在图书馆的过刊室里翻起80年代初的老杂志，内心总觉得格外安宁，仿佛一层秋日的阳光洒在纸面上。了解愈多，就像自己也“穿越”了似的，内心被旧日的理想所充满……人之为人，大概总需要一点支撑，不至于一步步滑下去。 在2015年动笔时，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不是仅仅为了完成项目来评职称涨工资，而是希望从这一刻开始，用10多年的时间，为1976到1989年的中国文学写3本书：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转折与终结。目前《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作为第一部已经草就；第二部正在写一个开头，从“控制论”的历史写起；而第三部只是想好了结局，预想中将结束于1989年3月的海子之死。 我设想的工作，并不是重写当代文学史。一些作家地位上升，一些作家地位下落，这依然是以文学批评的思路来理解文学史。这样的工作也非常重要，但我并不在意文学性意义上哪个作家好或不好。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在“重写历史中的文学”，是以一种历史化的文化研究的方式，把“文学”理解为新时期起源阶段的认知装置。在自己的书里，我梳理了以“天安门诗歌”或“伤痕文学”为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定论，尝试提出一种可以概括为“技术治理”的阐释框架。和过往的时代相比，新时期一个关键的转变是治理的“技术化”。如果认识不到这一转变，纠缠在旧的框架里，就会认为“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而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起源性的作品不是《伤痕》或《班主任》，而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不仅仅针对知识分子与科学研究，而是将“文革政治”的“政治的人”，转化为“改革政治”的“专业的人”，扭转了我们对于“人性”的想象，为即将到来的现代化建设以及背后的科层制社会，生产出对应的感觉结构。陈景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新时期的典型。如果说要为当代文学的“去政治化”寻找到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就是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 我的这个思路构成了全书的主体，重点讨论了新时期文学的科学、管理、自我、美学这四个面向。在陈景润之后，蒋子龙的乔厂长已经在上任的路上——如果说陈景润对于“专”的迷恋归于一种怪癖式的数学天赋的话，那么乔厂长要找到一种可以普遍复制的办法，来有效地驱动“专业的人”。乔厂长最终利用“竞争”机制，将原来的共同体打散，将“集体”转化为竞争关系中的“个体”。“乔厂长管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将“人性”塑形为“竞争状态下的技术化个体”。“竞争”、“技术”、“个体”这三组关键概念支撑起这套“管理学”的运作。 这里的科学与管理，与自我、美学构成了一种隐秘的关系。我将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科学与管理，理解为一种福柯意义上的主体治理术。借助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李顺大造屋》等作品的分析，尝试指出一种有内在感的、以日常生活为界的个体开始出现，“内心世界/日常生活”构建出一种新的自我。这种“去政治”的自我要寻找美学上的确证，合乎“普遍人性”的“共同美”的提法适时出现。和50-70年代的“阶级美/阶级性”相比，“共同美”大讨论给出了一组替代性的范畴“共同美/普遍人性”，这组范畴成为新时期文学奠基性的美学观与人性观。从“阶级美”到“共同美”，美学的和解构建着阶级的和解。“美学”，或者说对于“美”的阐释机制，构成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