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思想脉络中，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占有重要的位置，因历史与政治的规限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拓展研究。20世纪末以来学界再次重视二者关系，但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更多限于运用二者言论和论述做引述做对比以证明鲁迅受托洛茨基影响的事实。这种论述自有其相当的学术价值，但经本文考证，鲁研界在二者的接触时间上判断有误，而且也没有将其置于整个思想发展脉络上进行深入解释。如果结合1920年代的中国历史场、文学场和鲁迅的思想状况，可以发现问题复杂得多。一直以来，鲁迅清醒地将自我定位为一个“中间物”，一个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者和清理者，一个过渡时代和转型时代的过渡型知识分子，而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为他反观自身提供了别一种思考视角。 一、鲁迅与托洛茨基关系的一份新材料的说明 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是苏联高级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苏联文化建设时期文学艺术理论做系统思考的重要文本。根据其序言，本书原分“当代文学”和“前夜”两部分。第一部分也即现在常说的《文学与革命》，是作者于1922-1923年间写成的文学现状评论文章，并先后在《真理报》上发表过，共八章。第二次出版时加上第九章，包括“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再版序》和《论文学和俄国的政策》。第二部分题为“前夜”，为作者写于1907-1914年间的23篇文章。1923年苏联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做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1925年7月日本学者茂森唯士根据第一版译成日文，鲁迅于8月26日即购得此书。1925年8月26日日记：“晴。上午往邮局汇日金二十二圆。往东亚公司买《革命と文学》一本，一元六角。”同书在当年的书账中记：“文学ト革命 一·六○ 八月二十六日”。1928年2月23日又购同一版本一本，当日记：“晴。午后寄还静农小说稿。下午得静农信，十五日发。漱六、小峰、曙天、衣萍来。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と革命》一本，二元二角；《世界美術全集》第一本一本，一元六角五分。”其间的1927年9月11日还购有英文版预赠廖立峨，当日日记：“在商业书店买英译《文学与革命》一本，泉七元，拟赠立峨”。 笔者查当月日记，鲁迅与廖立峨相见十次，而1925年以来的鲁迅诸多关于革命文学的表述、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战中都可以见到《文学与革命》的理论逻辑和概念影响的痕迹。此书英文版题为Literature and Reuolution，译者为Rose Strunsky，1925年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New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只是纽约版扉页有托洛茨基给ラコフスキー(拉·考斯基)的颂词。无论是日文版还是英文版，都是对前八章的翻译，即“当代文学”部分。1927年初始，韦素园、李霁野从俄文原文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在翻译过程中向鲁迅请教并借日译本以比校，但日文版已被冯雪峰借走，因此其译文后记中有请冯雪峰译出部分注释的说明。 期间和此后，有数个译文，情况如下： 1926年樊仲云译出《文学与革命》第六章“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1926年3月17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216期有《论无产阶级文化与艺术》[俄]脱洛斯基著仲云译、3月21日第217期和4月4日第219期分别有续译。 1927年，孙伏园主编的汉口《中央日报》(又称中央副刊)上还由傅东华和樊仲云合译出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序言、非十月革命的文学和论无产阶级的文学化和艺术。傅东华(译为杜洛茨基)以《文学与革命》为题把“序言”和“非十月革命的文学”分八次连载于《中央副刊》3月25日的第4号到4月2日的第12号上。樊仲云(译为脱洛茨基)署名仲云，“论无产阶级阶级文学与艺术”分六次连载于6月10日的77号到6月17日的83号上。在期间的4月6日第16号上，樊仲云还译出《英国的将来》。 1928年2月韦素园、李霁野译《文学与革命》为“未名丛刊”之一。 1960年王凡西根据1957年9月纽约罗素书店的英文版全译当代部分，1971年由香港信达出版社初版。 1992年6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文飞、王景升、季耶三人据苏联红色处女地出版社1923年第1版译出的全译本，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完整的译本。 显然，《文学与革命》对鲁迅的思想尤其是文学思考有深远影响，此为鲁研界共识，也是史实，但经本文考索，发现将二者关系的发生记自1925年8月26日所购茂森唯士译日文版《文学と革命》并不符合史实，而二者发生关系的桥梁和时间都另有实证。 《文学与革命》对鲁迅的重要性从鲁迅对之重视可见一斑。他曾于1926年7月21日为胡斅译的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作后记时，参考并全译《文学与革命》中的《亚力山大·勃洛克》一章附在卷首。鲁迅在《乌合丛刊和未名丛刊》广告介绍中并没有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而在1927年4月9日给李霁野的信中则提出对之有良好的期望。“未名丛刊”共十一种，除韦丛芜译《格里佛游记》外，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其它八本都是苏俄理论和著作，包括《苏俄的文艺论战》《白茶》《罪与罚》《往星中》《穷人》《外套》《十二个》《小约翰》。如此看来，想必是因为《十二个·后记》和《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译文引起鲁迅和李霁野的极大兴趣，并且在此书的中译和校对过程有鲁迅不少的汗水。其后直到那篇著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为止，《文学与革命》中的概念和表达方式在其许多文章中都有显现。朱正在《现代中文学刊》上著文《鲁迅和〈文学与革命〉》①，几乎摘录所有鲁迅与托洛茨基表达相似的言论以证明二者的密切关系。该期同时还刊载长堀祐造的《鲁迅革命文学论中的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张广海的《鲁迅阶级文学论述的转变与托洛茨基》，不过对二者关系发生的时间和联系的桥梁依然定在1925年8月26日所购茂森唯士译的《文学与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