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日本有着较为频繁、深厚的文化往来。他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29年第一次到日本，深受当时日本左翼文化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以及其他日本文化人多次往来，他们欣赏周扬所提出的“东方文艺复兴”话题，令周扬颇为欣喜。复出后的周扬于1979年和1984年再赴日本。中岛健藏等日本文化人对待周扬可谓情真意切，而周扬也把他们当作诚恳的知音。在一般人眼里可能是不苟言笑、心有城府的“文化官僚”周扬，在日本友人那里却常常能敞开心扉、流露真情，还原成一个“文化人”的周扬。周扬与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到后来更加超越了常规化、仪式化、表层化的外事往来，成为了思想知己、情感相通的朋友。在听到周扬去世的当天晚上，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的全体人员在简朴的事务所举行了追悼会……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流着眼泪怀念周扬先生一直到深夜”。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佐藤纯子的文章说：“周扬先生不但与前会长中岛健藏和现任会长井上靖、专务理事白土吾夫等领导人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而且对事务局的全体工作人员也是那么慈祥和蔼，鼓励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对周扬先生也像对父亲一样地信赖和尊敬。”①把周扬看作“信赖和尊敬”的“父亲”，固然带有佐藤纯子个人的情感色彩，但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日本文化人对于周扬的某种真情。 一、周扬与1920年代前后的日本左翼文化思潮 1926年，周扬从上海的国民大学转到大夏大学英文系读书。受上海1927年“四一二”事变的震动和同学兼同乡夏钟润的影响，周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书本上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尼采等，“但在这些思潮中我还是最相信马克思，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最好，但对他有多少认识也很难说”。②192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主要是从日本回国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和从苏联回来的太阳社成员，这使得周扬对日本有了一份特别的关注。1928年夏天周扬大学毕业后，并没有马上寻找固定职业去过稳定的生活，而是在这一年的冬天选择了东渡日本。 周扬选择去日本，一个原因是“四一二”事变后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要寻找已经去了日本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重新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关系，同时也“为了与日本左翼作家取得联系”③，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去日本容易，买张船票就行了。”但更重要的动因，应该是受郭沫若的影响。学生时代的周扬是郭沫若诗歌和《创造》的忠实读者，周扬晚年回想起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的这篇讨蒋的革命檄文，在我年青的心灵上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共鸣。他参加了有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亡命日本。当时我听不到郭老的消息，日夜担心他的安危，每天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探索他的行踪。”④周扬说，自己“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每天从报纸上探测有关他的行踪，担心他的安危，唯恐他遭到意外的不测”。⑤郭沫若在日本，日本对于周扬就有了很强的感召力，尽管周扬后来并没有见到隐居的郭沫若。 周扬在日本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国师馆”是一家两层木造、约有二十来个房间的“下宿屋”，住的大多是留日的中国人。⑥周扬参加了沈西苓、许幸之等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有时称为“青年艺术家联盟”或“左翼艺术家联盟”)。关于这个联盟，据日本学者小谷一郎考证和描述：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王道源、许幸之、李白华、沈起予、沈学诚(沈西苓)、余炳文等一起组织了东京美术研究会和由此改组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艺术联盟是“日本特支”(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指导下的一个外围团体，秋田雨雀、村山知义、藤森成吉等日本左翼文化人通过筑地小剧场与留日学生们交流。刚从苏联回来、满头花白的秋田雨雀详细介绍苏联戏剧界的状况，给司徒慧敏、许幸之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这些年轻人当时可能始终担任的是舞台排练、舞台服装的顾问一类的工作，但他们直接接触了日本的新戏剧，积累了经验，回国后在中国开花，使得1930年代中国戏剧和电影迎来了“黄金期”。⑦周扬参加了这个左翼倾向非常明显的艺术联盟，他在延安时期所写的“自传”特别提到这个联盟，许幸之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他。但一般材料说及这个联盟时，周扬常常只有一个名字，并没有具体活动的介绍。或许，在这个以美术、话剧为主的团体里，周扬基本上还只是一个旁观者或见习者，不仅没有担任要职，可能也没有多少个人的话语。然而这个联盟激进的左翼思想、情绪以及行动倾向又显然鼓动了年轻的周扬，对他回到上海以后参加以戏剧活动为主的摩登社、参加大道剧社的群众演出以及对于左翼美术、戏剧、电影、音乐、文学等文化活动的兴趣和热情，产生了直接影响。 1929年在日本的时候，除了参加青年艺术家联盟的活动，周扬还去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任教的速记学校读书，⑧听松本正雄的英文课，在松本家吃过饭。能够到一位日本老师家里去吃饭，应该是关系不同寻常。周扬1961年在北京会见有松本参加的日本作家访华代表团时说：“松本正雄先生是我三十二年前的老朋友。”⑨松本正雄的著作《过去与记忆》也说到，1929年7月15日至8月15日，周扬作为一个学生参加了东京神田骏河台的文化学院外语暑期大学英语班，这个英语班由国际文化研究所举办，松本当时是该所成员，也是英语班的讲师。⑩ 不过，周扬在日本更多的时间是阅读左翼文化书籍，丸善书店也是周扬经常光顾的地方： 那时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很活跃，翻译苏联的，日本人自己写的左翼文学书籍很多。我看了不少这类书籍，起了启蒙作用。(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