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为了配合抗日宣传，鼓舞民众士气，抑或沟通文坛信息，指导文艺创作，茅盾在创作小说与戏剧的同时，积极从事散文写作，其中尤以战斗性的杂文居多。1945年散文集《时间的纪录》出版，是茅盾抗战散文成就的集中展示。由于抗战时期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报章杂志保存不易，加之茅盾曾辗转奔波于大江南北，文章散见于各地的大小报刊，故存在散佚集外的文字在所难免。笔者在平时查阅抗战时期报刊文献时，陆续辑获新、旧两版《茅盾全集》所失收的数篇佚文。为了有助于《茅盾全集》的进一步修订与完善，推进茅盾研究，兹以发表时间为序，将这批佚文整理出来，并略作梳理考订，以飨学界。 1937年8月5日，上海《新闻记者》①月刊第1卷第3号刊登了署名茅盾的短文《“差不多”》。由文末所署日期可知，本文作于1937年7月15日，主要针对“七月十四五等日《立报》的论评”而发。上海《立报》是由成舍我、严谔声、吴中一等新闻界人士1935年9月20日创办的小型报纸，张友鸾、萨空了先后任总编辑。它实行精编方针，以“报纸大众化”为办报口号。辟有三个各具特色的副刊，一是谢六逸主编的《言林》，一是张恨水、包天笑先后主编的《花果山》，一是萨空了主编的《小茶馆》。郭沫若、老舍、巴金、夏衍等都为《立报》副刊写过文章，茅盾也是该报的支持者与撰稿人之一。据谢六逸《社中偶记》，茅盾在回复谢六逸约稿的信中说：“《立报》出版后已阅读，这是小型的报纸，生面别开，甚有意义，委嘱作稿，俟有题时当即写奉。盖小品文最难得题也。想荷亮察。”②1936年1月，茅盾先后为《立报·言林》撰写了《谈小型报的编辑技巧》《小型报的性质》《晚明文学》等文章。抗战爆发后，《立报》积极进行抗敌救国宣传，以“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为主张，表现了进步报人的爱国热情。 在战局日益严峻的情势下，报纸因信息量大、时效性强，成为民众及时了解抗战最新动态的主要手段。阅读新闻纸是茅盾每日的必做功课，其中显然包括《立报》在内。虽未见“七月十四五等日《立报》的论评”，然可以想见应是“对于当头难的国难作具体建议者”。国难关头之际，身在上海的茅盾不仅希望各报“同伸义愤”，更期盼有志之士能贡献救国意见。在论调“差不多”的上海报界，作为“小弟弟”的《立报》却能发出“今日扼要的名论”，显示出主办者的魄力与勇气。 《“差不多”》表明了茅盾对《立报》坚持救亡图存的办刊立场的支持与称许，反映了抗战初期茅盾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视。彼时的茅盾经常就报纸的编辑倾向或刊登内容发表意见。在写作时间稍晚于《“差不多”》的《战时读报感想》中，茅盾就各大报一律缩减篇幅阐发了自己的四点感想。“感想之四”认为“减缩了篇幅的各报既经照常齐出，似乎可以各就其平日最大多数读者对象之各异而创造其各自的个性出来”。最后指出“战时报纸，宣传与教育的任务重于报道刻板的新闻”。③在茅盾看来，在坚持“宣传与教育的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和“大方针”的前提下，各报可以根据其服务对象与读者阶层，创造、发展出自己的个性。这可以视为茅盾反对“差不多”即“一个地方出版的多数报纸竟如出一手”而做出的进一步思考。还需注意的是，茅盾用“差不多”为文题，似也与当时“反差不多”运动有关。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以炯之为笔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37期上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批评近几年新出版的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由此引发自由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间的一场论争，即“反差不多”运动。作为左翼阵营的一面旗帜，茅盾于1937年7月1日、5日分别在《文学》第9卷第1号、《中流》第2卷第8期发表《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关于“差不多”》两文予以回应。④《“差不多”》虽不是直接参与这次文学论争，却巧妙地将“反差不多”从文坛引入新闻界，体现了茅盾有的放矢、立意高超的杂文艺术。 1937年11月1日汉口《大公报·战线》发表署名茅盾的影评《关于苏联影片〈克隆斯达海军〉》。苏联电影《克隆斯达海军》原名《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1936年上映，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影片讲述1919年10月，彼得格勒突遭白军包围，驻守在克隆斯达(现译作“喀琅施塔得”)海上要塞的波罗的海海军奔赴彼得格勒，联合当地的步兵和工人团，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终于战胜前来进犯的敌人，保卫了苏维埃政权。本片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再现苏联国内战争中这一段悲壮的史实，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几位革命英雄的鲜明形象，获得了广泛认可。影片中高昂的革命激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苏联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公认为苏联电影经典作品之一。1937年该影片被介绍至我国，经南京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简称“中央电检会”)审查通过，被上海大戏院选为复业献映第一片，拟于6月10日晚公映。但因德国领事馆认为该片有不利于德国的嫌疑处，提出抗议，市府命令停映。直至中央有急电到沪，说明内容与德并无不利，遂于12日在大批警察保护下重新开映。13日，上海大戏院在《申报》刊登了《克隆斯达海军》电影广告，广告突出位置还有“租界禁映”四个字。因是“禁片”，更能激起观众的观影欲望。⑤茅盾显然在上海观看过这部电影，印象深刻，只是所谓“今年春天，在上海，我看过这部伟大壮烈而又美妙的历史的写真”的表述似不够准确，实则应在1937年6月间。10月29日茅盾路过武汉时恰逢此片“在汉口第一次公映”。他再次为影片“捧场”，并写下了这篇影评。早在6月19日，即有观影者发表评论，提出该片“可当作国防电影看”。⑥卢沟桥事变后，华夏儿女共赴国难，投身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在此背景下，茅盾重观此片，感慨良多，认为电影“在后方的民众面前公映，实有重大的意义”，只要是“爱祖国爱自由的人”，都可以从该片中获得感奋，激发斗志，争取民族解放的最终胜利。 抗战爆发后，因时局不靖，茅盾在朋友的帮助下，1937年10月将孩子由上海送往长沙读书。虽然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处理家事，但在辗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过程中，茅盾亦为推进抗战文艺运动而奔走操劳。因此茅盾为汉口《大公报》撰文并不令人意外。10月31日该报上还刊有一则《茅盾会见记》，系记者采访茅盾的记录，全文如下： [本报特写]在一个叫嚣的旅馆里，碰见了文学家茅盾先生。他是两个星期以前因送男女公子去长沙读书，由上海路过武汉的，前天他又折回武汉，预备搭明天的船返回上海，把太太送回嘉兴原籍，在一个月以后，他也许再回到武汉来长住。他的房间门首写着“沈先生”。桌子上零乱地摆着杂志、日报、请帖、名片。他刚由冠生园吃饭回来，精神饱满、飘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