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1-0005-10 王宁2005年《“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和周宪2008年《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两篇文章问世以后，“后理论”或“理论之后”这两个词语被引入中国大陆，并于2010年前后获得了很多呼应。一时间出现了不少论文，但多是就这词语的望文生义以及对“后”的感慨，深入的研究很少，有具体内容的论述也寥寥；有这么多冠以“理论之后”的文章，但以此为专题的著作迄今不超过五部。“后理论”的话题现在在国内已经偃旗息鼓，而且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个过时了的话题。考虑到此前谈论中大量的望文生义及感慨式风格，这种现象就不难理解：它被谈论得太多；但谈来谈去就这么点内容。事实上，后理论作为西方理论界的新起现象包括了数十种专题和影响力重大的丰富成果，其中每一种都很有意思，它们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各不相同，触角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些我们耳熟能详，但不知道它的理论谱系及其与后理论的关联。“理论”与“后理论”是理解这些新的理论现象的线索。下面的文字是就我了解到的材料，从学理层面对“后理论”现象作一个梳理和论说，以期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新晋理论现象的关注。 一、为何是“后”?何谓“理论”? 后理论指“理论”之后的理论。 自从有了“后现代”，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人类”“后真相”……有“后”，就有被“后”的对象：理论，现代主义，等等。“后”就意味着后于那个对象的，因此它主要是个时间性标志。它的逻辑就是与“现代性”概念相同的那个逻辑。彼得·奥斯本对“后理论”中的“后”有一个断语：“‘后’的逻辑在其更积极，更具前瞻性的幌子下成为了新的逻辑。”[1]26我们知道，现代性的一个突出指征就是对发展进步和创新的痴迷，现代性就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后”意味着发展，它胜于前，是对前者的超越，现代是对前现代的超越；因此后出的就是新的。当然，只要是时间性概念，它就免不了另一个意思：它只是时间上“后于”前者(理论，或现代)，但并没有超越前者，缺乏建设性，甚至回到了前者之前，它只是用了“后”之名，而这个名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如奥斯本所揭露的——它被单一地赋予了“前瞻性”的积极义涵。为了区别，后一种情况也会被称为“反”(如反现代①)，而在理论方面，也有“反理论”，指仅仅吐槽和反对“理论”的现象。 所以，后理论的“后”有两个维度：超越、改进，以及反对、否定。这里不排除有穿插和交融的情况，例如生命政治，在福柯那儿是一整个大题目，“理论”之后的许多学者反对“理论”的大叙事风格，改进之，使之变成各种小话题并加以深入展开，例如酷儿研究、庶民研究或残疾人研究等等，这个转变就既有反对又有改进，显示了这种穿插交融的情况。 后理论后的是“理论”。给“理论”打上引号(这是西方理论界常见的做法)是要表明，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是一个普通名词，只要是有助于对事物，尤其是特定领域的事物做出解释的概念或观念系统都是理论，这些特定事物可以成为该理论的说明语，比如社会学理论，医学理论。但是后理论中的“理论”是指首先在文学研究领域，继而在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广泛蔓延的一种以语言论为立场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它起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著名的结构主义符号论语言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中经布拉格学派，主要在法国学界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以人名为标志的就有一大批：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符号学，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诗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格雷马斯、热奈特等人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福柯的话语权力政治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等等。这些在法国获得重大进展的理论成果因而也被称为“法国理论”，按彼得·奥斯本的描述，它被美国为主的英语国家学界接受，成为它们大学教学体制的一部分，经历了它们社会实用主义和商业化的浸洗，然后又出口转内销回到法国及欧陆其他国家，形成了后理论出现之前的这个样子。从历史的角度看，“理论”起始于20世纪初期，20世纪60到80年代是它的盛期，90年代开始出现了“取代”它的后理论。“理论”有长达七八十年的历史(有争议说它迄今远远没有终结)，有着明确立场和诉求，产生了很多分支和派别及一大批标志性人物和成果，并且有一个时间节点可以被看作转折点，从这个意义看，“理论”也是一种思潮的运动。 但是“理论”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它与此前的文学研究方法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与它被称呼为“理论”有什么关系?在这篇主要讨论后理论的文章中，我们只能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做一个最简洁的说明。引用保罗·德曼的一句话：“只有当文学文本的研究方法不再筑基于非语言论的、即历史的与美学的考虑，或更准确地说，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或价值，而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和接受样式，……只有在这个时候，文学理论才应运而生。”[2]德曼的意思是，只有不再以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为基础，而以语言论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或价值，而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和接受样式”的时候，才有了文学理论。这当然与我们的概念不相符合，我们的文学理论主要是历史论的和美学论的。所以他定义的实际上是文学“理论”，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这个定义就把两者区别开来了。举例来说，对于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作品，历史论和美学论的立场关心他在诗中所说的(“意义和价值”)，诸如对春天的盼望，对光和生命的歌颂，对进步的迷恋，发现他属于积极浪漫主义；但语言论的阅读(如德曼在《浪漫主义修辞学》里对雪莱作的修辞阅读)从语言运作的方面揭示了雪莱诗歌意义的不稳定和自相龃龉，发现历史论和美学论的阅读所依赖的信念(作品中必有连贯的可确定的意义)是没有根据的，虚假的。罗兰·巴尔特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生产和接受样式(利用语言的纯逻辑性营造资产阶级生活秩序永世长存的假象)；福柯则揭示了话语是如何产生权力效应，从而对主体施以规训，塑造原来被视为自主主体的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