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回顾这段历史，的确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首先，是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得以恢复。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十年中，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被视为封建的糟粕，除了短时间里开展的“评红”“评水浒”和“评法批儒”运动涉及到古代文学之外，古代文学就是一片禁区。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个禁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的复刊，《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各种专刊、丛刊的出现，高考的恢复以及更多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设立，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古代文学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中国人，无论族群或宗教、政治信仰有何不同，都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心灵的相契。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中华民族屡经摧折却仍然凝聚不散而傲然挺立的精神纽带之一。古代文学研究不止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它的意义实际上超出了一个学科的范围。 其次，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上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思想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投身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潮流中，大有重建中国文化的豪情。那时国门打开，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涌了进来，人们争相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庸俗社会学和功利主义的桎梏，有些学者便拿起这些新潮的理论来诠释古代文学作品，试图构建全新的文学价值体系。一段时期中，“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等等，成为最时尚的东西。我不拒绝这些理论，它们如此有影响，肯定有值得借鉴的价值。但我没有弄懂它们，以我所见，那些用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研究古代文学的论著，并没有多少真知灼见。吃透一种理论，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理论是重要的，但理论只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即使精通一种理论，用这种理论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现象，也不是生搬硬套可以实现的。古代文学是历史的文学形态，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文学历史的实际考察，还是得从对作品的训诂入手，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并去伪存真。也就是从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的实际出发，在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评价作品，寻求文学发展的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方法和路向，在实践中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可。 最后，古代文学研究在课题的选择方面，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初有一段时期时兴宏观研究，我想那也许是对以往长期存在的随意性的饾饤小论和支离破碎的烦琐考证倾向的反拨，或者是出于建构崭新而宏大的古代文学研究格局的考虑，不过实践的效果未见佳妙。过于强调宏观，课题涵盖面太广，动不动就要概括出理论层次很高的规律，又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把握，这就不免制造出貌似高屋建瓴而实则空洞无物的大题目小文章。宏观与微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也相互转化。宏观必须以微观、专精为基础，否则便无所依托，流于空泛无物；而微观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各种联系中去把握个别，否则便流于琐碎卑小。学术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小题目做大文章，以小见大，是一条学术研究的坦途。大题目并非不可做，但它必须对题目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境有着精深研究的基础。而对于广大学者而言，选择小题目，在历史全局的观照下作深度的开掘，乃是智慧的选择。 古代文学研究四十年来，研究领域得到空前拓展，大批文献被发掘和整理出来，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传播研究、域外汉学研究等等，这些成就早已有目共睹，不必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