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的40年发展历程中，国际体系在其主要方面和主要时间段内都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利用国际体系对伊朗进行政治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虽然伊朗在一些历史阶段采取了激进对抗体系的政策，但在1989-2005年以及2013-2018年两个时间段内还是表现出了积极融入体系的愿望。然而，即使是上述时间段内，伊朗也主要是被孤立、制裁和威胁的对象，尽管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5月8日违背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退出伊核协议，并先后于8月6日和11月4日重启两轮对伊朗制裁，伊朗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外交孤立的状况有所改善。那么，为何40年之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未能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国际体系，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探讨伊朗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伊朗这个拥有8 000万人口的中等大国的外交走向，而且有助于理解国际体系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还有助于理解伊朗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作用和地位。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伊朗的地位 国际体系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也是指有规则、有机制并且分享共同价值和方向的一种稳定态势”。①广义上，当代国际体系始于1648年欧洲30年战争结束以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条约确立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地位，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的主权原则。②狭义上，当代国际体系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原则。其中，美欧国家主导的经济组织和机制构成了其经济上的基本框架，作为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则是其重要基础；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则是其政治和安全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洲、亚太和中东地区组建的同盟体系则是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单极体系的支柱。 毋庸讳言，权力(或实力)是制订规则的基础，西方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有权力的群体，故而它们既是国际体系内的主要成员，也是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创建者，还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美欧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占据3/5的席位，美国长期把持世界银行行长职位，欧洲国家长期担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先后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体系的西方化特征，但西方仍在国际体系中处于重要甚至主导性地位。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体系的非西方特征将愈加突出，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秦亚青教授指出，“在国际制度领域，西方垄断国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兴大国已经从边缘走向国际舞台的核心。”③ 按照建构主义的解释，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是指伊朗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由挑战者转变为接受者，或由局外角色转变为局内角色。这种身份转变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接受，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对伊朗的政治承认；既表现为伊朗力争使其政治制度得到国际体系认可的进程，也表现为伊朗接受规则和加入国际机制的进程。亚历山大·温特指出，“我把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④ 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尽管在某些时期，伊朗对国际体系采取了排斥性的立场，比如霍梅尼时期和内贾德担任总统的时期，但总体而言，伊朗在大多数时期还是采取各种政策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比如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和鲁哈尼担任伊朗总统的时期。然而，由于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美国并没有在政治上接受伊朗伊斯兰体制，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当我们说伊朗“融入”体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伊朗并不处于体系之内，因为伊朗一直是体系内行为体并与体系内其他行为体保持互动关系。所谓融入体系，主要是指伊朗伊斯兰政权对体系的态度从否定到予以政治承认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争取体系内的主要成员以及主要多边组织等体系的载体政治承认的过程。当我们说伊朗并没有融入国际体系，是指伊朗伊斯兰政权并没有完成上述两大进程，在现实中，其具体表现则是作为体系载体的主要国际组织和机制仍将它作为孤立和打压的对象，这种孤立和打压常常是这些组织和机制被其主导者政治化和工具化的结果。“对抗”则意味着伊朗本身并不承认体系及其主导者的合法性，故而对体系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尽管国际体系具有经济、政治和安全3个维度，但事实上这3个维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⑤当一个国家处于某一维度的体系之外时，它也常常处于其他两个维度的体系之外；当一国是某一体系的挑战者时，它也常常是其他两个维度体系的挑战者。比如，当国际体系拒绝在政治上承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体系也会在安全上将其视为防范和打击的对象，在经济上将其作为制裁和孤立的目标。 伊朗对国际体系态度的历史演变 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至鲁哈尼总统任期，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演变经历了4个阶段，分别为激进否定国际体系的阶段、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阶段、强烈挑战国际体系的阶段以及重启融入体系的阶段。西方国家的态度构成了上述进程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别是领导决策阶层的变化则构成了标志性因素。换言之，各个时期领导人的立场和态度是影响伊朗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主要甚至是决定性原因。当然，领导人的产生也是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