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9日下午5时，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全体成员在圣经学校操场举行开拔仪式。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代表主席张治中致欢送辞。仪式结束后，身着戎装的旅行团员在团长黄师岳中将的带领下，向中山路西端的湘江岸边进发。 非常时期，旅行不可能都按计划安排进行。1600多公里的旅程，实际乘船路程只有从长沙到益阳、常德到桃源两段，乘车路程只有从沅陵到晃县(新晃)一段。步行路程总计约1300公里，超过原计划几近一倍。时值冬天寒冷、初春多雨的季节，途经湘黔滇土匪出没的穷山恶水，旅行团备尝艰辛。 向长青这样记载在湘西遇土匪的经历[31]139： 把铺盖摊好睁着矇眬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可怕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而出愿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 这一夜有惊无险，据刘重德回忆，是“因为行前湖南省政府曾给所谓‘湘西王，打过招呼，说是将有一批穷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32] 其他如涉险渡江、忍饥挨饿、夜宿牛棚、日行百里、生病掉队的事一路上常有发生。 旅途中也有欢乐。湘黔滇虽多穷山恶水，在师生们的眼里那也是壮丽的风景。一路上有桃花源、黄果树等著名景点，正好借机会“到此一游”。贵州山区多溶洞，“几乎没有一个不留下旅行团的足迹”。[16]29惊险的渡江场面在同学们的眼里也成了“最有趣”的探险[33]： 小划狭窄仅容五六人，头尖尾截。桨长柄铲形，两人前后划之。乘客都顺蹲坐舟中，两手紧紧扶舷，不得起立乱动。舟先慢行沿岸上溯，近桥时突然一转，船顺流而下势如飞鸟。将到岸时，又拨转上溯。船在中流时，最险亦最有趣，胆小者多不敢抬头。 沿途一些地方官民的热情接待，让团员们倍感温暖。3月17日，旅行团出湘西进入贵州玉屏县，入城后“有一队童子军举手欢迎，还有民众代表模样的几个人也敬礼。街上贴标语欢迎住宿，每家还挂出国旗来，听说县长也在那里欢迎”[34]450。原来，玉屏县小，无宽大旅舍容纳众多师生，县里贴出布告，要求“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出，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16]29读到这一布告，师生无比振奋。 4月13日，旅行团在贵州安南县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师生无比兴奋，当晚与县政府人员一起举行庆祝大会，燃放鞭炮，举行火炬游行，高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杨式德说：“我的布鞋和袜子全湿了，精神上却异常快乐。”[34]480 从长沙到昆明68天1600多公里的旅行被认为是一次“小长征”，沿途所经历的种种苦乐对象牙之塔中的书生来说是一次洗礼。“使搬家也成为教育”，“沿途考察民情，调查风俗，采摘标本，锻炼体格”的目标一一实现，所收获的成果可以说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仓促间的一个艰难决定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易社强认为，这次长征是教育上的一次冒险，经历了这次冒险之后，“这群青年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3]49闻黎明也认为，“近距离了解社会，可以说是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25]62 一路上团员们目睹了内陆山区民众的极端贫困，亲身体验了落后地区延续了千百年的陈规陋习。尤其是湘黔两地的匪患和鸦片，在团员们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湘西遭遇了土匪之后，向长青一有机会就与老乡探讨匪患的原因。茶馆的老掌柜告诉他：“这个年头嘛，真要命啦。几个月里头就抽了几次壮丁，五个丁要抽四个，抽的抽走了，逃的逃上了山啦，先生。”在贵州再一次经过匪患区的时候，又是一位老掌柜对他说：“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几了。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地是匪。要砍头！”听了这话，看到“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向长青“不知道该怎样地去安慰那忧郁的灵魂”，不能理解“为什么好些地方会那样地如出一辙”。[31]139-140 贵州的烟患更甚于匪患。旅行团走过贵州山区，看到路旁到处种有罂粟，团员们目睹了罂粟的生长过程。“在平坝时所见烟苗刚刚出土”，到了镇宁，“已高达四五尺，纷纷着花”。当地政府虽也在禁烟，但越禁价格越高，获利越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军阀强令农民种烟，以烟税收入充作内战资本，有的还直接经营烟土买卖，或派军队为商人押运烟土，收取高额报酬。”[35]向长青感叹道[31]140： 自从进了贵州，我又像到了另一个国度。濛濛的雨，濯濯的岩山，红白的罂粟花，瘦弱的灵魂，是一切永远不会使你忘掉的特色。 谁知道什么年代起这地方的人就变成了这样苍白、孱弱和瘦削？我不信这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我仿佛觉得是一条蛇或者一只猛虎扼住了一个人的咽喉，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 这次旅行，加深了团员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触动了他们的灵魂，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态度，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学术志趣，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当时正在读大三的任继愈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这次旅行起了很大的作用[36]： 正是这次旅行，才亲眼一睹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败落，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使我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人生归宿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思考怎样从意识形态的深层根本地找到其中的根源。这样，我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应该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相当庄重严肃的，不仅有了确切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有了一种使命感。 调查风俗，采集标本的成果散见在旅行团员们的日记中，“旅途中，团员各就性之所好，学之所专，做种种考察和研究”[37]黄序，从沿途的地质、地理、气候、矿产，到苗、侗、瑶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都有较深入的考察，可以说人人都有收获。马学良的《湘黔夷语掇拾》发表在《西南边疆》1938年第3期上。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在旅行团到达昆明的第二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刘兆吉沿途采集了两千多首民歌，选编成《西南采风录》，黄钰生、朱自清和闻一多为其作序。黄钰生描述了刘兆吉采集民歌的情景：“一群人，围着一个异乡的青年”，“有时哄然大笑，是笑言语不通”，有时“指手画脚，面面相觑，是要窥测真意”。[37]黄序朱自清赞美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并特别指出其中的“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可以看出民众同仇敌忾的态度和对政府的期望，与历来所采集的流传已久的民歌不同，明显带有时代的特征。[37]朱序闻一多则从他采集的歌谣中读出了中华民族本有的血性[37]闻序： “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盘县)哪个都市人，有这样气魄、讲话或设想？“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亲夫在眼前，见官犹如见父母，坐牢犹如坐花园。”(盘县)“火烧东山大松林，姑爷告上丈人门，叫你姑娘快长大，我们没有看家人。”(宣威)“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那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明知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他，仍然毫不畏惧地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最后一次演讲”。下午，在回家途中，闻一多身中十弹。或许，是湘黔滇的野性歌谣更加激发了他的血性；至少，这个湖北黄冈的血性男儿读到湘黔滇的野性歌谣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薛岳将军决心在长沙与日本侵略者决战，重要的理由是“湘人民气可用”。这“民气”的本质就是湖南人“霸得蛮，不怕死”的血性。刘兆吉所传播的湘黔滇带着野性的山歌以及那些热乎乎的抗战歌谣，一定鼓舞了不少读者的抗战勇气。 这次从长沙到昆明的迁校，不像从平津到长沙的“大逃亡”，不仅井然有序，而且使旅行成了一次难得的教育。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离不开长沙临时大学管理者的精心安排，带队军官的身先士卒和教师辅导团的表率示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虽行伍出身，出发前的演讲却非同一般。他将此次旅行看成是张骞通西域、唐三藏取经、三宝太监下西洋之后的“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28]365-366高小文这样描述这位中将团长[26]235. 团长中等身材，年在五十左右，体质看上去很结实。学校为了照顾这位全团唯一的“贵宾”，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匹马和一辆脚踏车作为专用的代步工具。可是他却极少使用这两项工具，总是把他(它)们让给那些脚上打泡的或是身体不适的同学轮流使用。 团员马学良有一篇专门回忆闻一多的文章。“闻先生脚上打满了血泡，我们都劝他去搭乘运行李的卡车，他却总是婉言谢绝。”“即使生病，他也从不乘车，坚持步行。”路上见到美丽的风景，他忍不住要拿起已经搁置多年的画笔写生，“一路上，闻先生的写生画竟达上百幅之多”。看到少数民族的歌舞，他“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看到苗寨土地庙中的人首蛇身神像，他由此联想到所研究的伏羲神话。“在闻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积累了不少语言材料。到昆明后，我把沿途收集的素材整理出来，写成《湘黔夷语掇拾》一文。”[38]马学良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成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风俗、历史、文化的专家。 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领团员们考察湘黔一带的地质构造，寻找化石。化学家曾昭抡给团员们做“国防工业问题”的演讲。这位化学家的行事有湘乡曾氏家族的古风，一路上从不走捷径，一定沿着曲曲折折的盘山公路“走正道”，被认为是旅行中走路最多的人。 经过1600多公里68天的跋涉，每一个旅行团团员的脚步更加稳健了[39]： 总共换上第几支草鞋了/沉着的行脚仍然/和云一样轻快/眼底是几重山水/无从问朝随烟霞/暮从归鸦/旅行人已是一颗/离枝果实/管它会否有花香/蜜蜂细脚的蠕动/成熟的意义代表/春天呢或是秋天/足底已习惯途路的沉默 成熟的意义代表的是长沙临时大学精神，它对西南联合大学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这一颗颗“离枝果实”是中华文明和现代科技的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推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学校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前来献花的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没有想到，她未来的如意郎君黄培云也在旅行团的队伍中。黄培云没有想到，14年后的1952年，他和早他3年清华大学毕业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过的陈新民奉命回到湘黔滇旅行团出发的地方长沙，来到岳麓山下的左家垅，就在创建长沙临时大学时还没有完工的清华大学研究所原址上，创建中南矿冶学院。创建时间正是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的11月1日。清华大学的两栋研究大楼被命名为“和平楼”和“民主楼”。经历过战争的洗礼，用脚丈量过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土地、已经成长为国家桢干之材的建校者们知道，未来的中国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更需要民主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