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8)06-0028-04 一、背景 国内商帮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那时一些报刊杂志上就开始发表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文章,如20年代,马寅初先生就为《东方杂志》和《银行杂志》撰写了不少山西票号的文章。三四十年代,陈其田先生的《山西票庄考略》(1937)和卫聚贤先生的《山西票号史》(1944)先后出版,这是两部最早的山西票号研究著作;1947年,傅衣凌先生的《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发表。 但国内商帮史研究的实质性展开,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联。改革开放以后,徽商和晋商研究率先兴起,对商帮史研究起到了引领和推动的作用。1985年《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和1989年《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促进了商帮研究热的逐渐形成。 1988年,在中国商业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吴慧会长等人倡议编写一部明清商帮的历史。1989年,在中国商业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经过协商、讨论,成立了以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和山西省社科院院长张海瀛教授为首的编委会,决定撰写较有影响的十个商帮,并推选了各帮撰稿人。经过大家几年的努力,《中国十大商帮》于1993年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该书分别就明清时期山西、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徽州等十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域商帮的形成、发展、衰落过程及经营行业、经营方式、经营文化、资本流向、历史作用等进行了论述。在《中国十大商帮·前言》中,张海鹏先生给“商帮”下了一个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这也是迄今最精辟且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商帮”概念界定。《中国十大商帮》的出版,促进了商帮史研究的发展,也标志着商帮研究热的正式形成。 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发展。 二、数据
三、认识 对相关数据进行检索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粗浅认识: 第一,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成果持续增长,商帮史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无论是以“商帮”为主题进行检索,还是以十大商帮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抑或是从已出版的有关商人商帮史著作的数量来看,商帮史的研究成果每十年都呈现出几何级增长的态势,反映出商帮史研究的热度不断增强。同时,除“十大商帮”之外,进入21世纪,湖南、河南、云南、贵州、四川、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域商帮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 第二,四十年来,从统计数据和文本分析来看,国内商帮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①、90年代的发展②和新世纪的繁荣③。这与我们党改革开放的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完善紧密相联。 第三,四十年来,政府、高校和学界,对商帮史研究价值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如安徽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的口号,并于2005年开始召开年度“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同时举办“徽商论坛”;全国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成立有商帮研究的专门机构;商帮史专业委员会是中国商业史学会最早成立的专业委员会之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有关地域商人商帮研究的课题也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 第四,四十年来,国内对商帮史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趋势日益凸显。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来看,20世纪90年代立项的4项,都是在“中国历史”学科立项;进入21世纪共立项76项,除“中国历史”之外,还涉及到哲学、经济学、中国文学、民族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体育学等众多学科。从研究成果来看,则涉及到商帮与教育、商帮与文化、商帮与政治、商帮与管理、商帮与社会治理、商帮与学术思想、商帮与文学、商帮与传统体育等众多领域。 第五,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徽商与晋商研究并驾齐驱,遥遥领先于其他商帮的研究,从1979年至今,近70%-80%的商帮史研究论著都是关于徽商与晋商的。而对“十大商帮”中的其他商帮,以及新开拓的地域商帮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四、思考 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人数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其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潮流”,国内商帮史研究未来尚需在多方面继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