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权力下探，控制和动员双管齐下，有效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强力介入，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管理逐步成形。①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具有高度的效能和严格的秩序，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长期缺乏效率的运作模式，也扭转了清末以来权力下探造成的地方社会权力失序的趋向，根据地的行政效率、社会管控及汲取资源能力大为加强。根据地民众在这样的转向中，既有热忱的欢迎，亦有被动的亦步亦趋，起初毋宁说更多表现的还是对陌生的权力的冷漠。期间，中共缓和渐进的权力渗透方式让民众空前靠近并开始熟悉权力，其话语权力灌输亦使民众逐渐接受文化领导权转移的表述。根据地的党和政权在生存危机面前，与民众构成事实上的利益联合体，此时的群众路线，既是理念，更是生存需要，这种由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实践比之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要求，效果不可同日而语。通过中共的努力，根据地民众在承受中共高效机制下并不轻松的负担的同时，感受到了管理和秩序带来的效率与公平，这是一个迥异于同时期其他政治力量的运作模式。后来的中共话语中，1949年后建立的新的政治社会形态被称为“新社会”，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共通过严密的组织，将政治力大力楔入社会的努力，已经初步在根据地搭建了中共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雏形。 一、从轻徭薄赋到富国强兵 抗战时期，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展开区域管理，推进政治和社会控制。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权力下探是中共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18世纪以来的革命都以人权、人本位为宗旨，权力从精英向普罗大众扩散是其外在表现，天赋人权本身就含有权力由更多人分享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号召无产阶级要夺取和掌握权力：“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②权力分享演化为无产者本身成为权力，权力下探全方位体现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这是对权力向下趋势的一个革命性推进。 19世纪末的中国对世界范围以权力分享为宗旨的权力下探趋势并无多少了解，却从另外一个层面开始了权力下探的尝试，这就是加强政权控制的密度和广度。晚清以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呈现相异的两个趋向：就高层的权力运行言，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渐趋式微，地方力量坐大，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更直接演变成地方割据的局面；而就普遍的政治认知及基层权力运作言，面对西方世界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富国强兵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行之千年的儒家传统轻徭薄赋理念动摇，国家的组织机器功能凸显。晚清新政后，政府越来越强势介入社会经济的直接管理，强大国家和强势政府成为社会普遍的期待，而现实政治的溃烂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益发强化了对富国强兵的追求。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晚清以来相异的这两个趋势似乎纳入了同一条轨道。中央层面，尽管国家统一建立在多方力量妥协的基础之上，仍然相当程度上遏止了社会政治的失序状态，使得国人期盼的强大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同时，在政府主导下，权力向基层社会下探的趋势进一步强化，政府控制能力趋于严密。 当然，这一时期的国家和政府权力的下探，是相对传统中国政治结构而言。多数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皇权官僚体制，延伸到县即告终止，这样的控制系统在地域广大、交通不便的传统中国，实际效能有限。官府在地方更多是无上权威的象征，地方主要依赖代理人形成政府和代理人共治的局面③，这样的格局节省了治理成本，是轻徭薄赋的逻辑结果，同时也不能不承受治理薄弱的现实及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事实上的自治状态。这种自治状态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农民根本是要求组织喜欢组织的群众，有的说农民要求斗争、要求暴动而不要求组织，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察，农村中原始的组织和农民自动的小组织不知几千百种。”④这就是传统中国县官常常频繁更替，而县政尚能正常运行的原因所在，县官作为权力的象征，更多担负着安定社会心理的作用。李怀印甚至认为：“县官的角色，通常是省府与地方精英之间的调停人，而非国家的代表。”⑤ 传统中国治理体系的薄弱，造成王朝的危机应对乏力，张研关于清代县长的研究显示，县级政权很难有效对付辖区出现的匪乱，而不得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⑥传统王朝的轻徭薄赋治理理念，基于通过政权自身的收缩和克制减轻民众的负担，以防范社会经济危机的思路，小政府、低成本是这样一种治理理念的逻辑结果。这种消极的治理固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减轻负担缓解危机，却无法阻止地方社会的崩坏，地方领袖权力的膨胀常常成为瓦解王朝体系的另一力量，而脆弱的政权既无法有效抑制地方领袖的逐利冲动，也无法在动荡到来时做出有力反应，王朝的不断更迭与社会治理机制上的这一特征不无关联。 晚清新政以后，社会治理思路发生根本性变化，富国强兵取代轻徭薄赋一跃而为社会主流思潮，资源汲取成为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政府对基层社会不再像之前那样取放任态度，政权下探渐成趋势。⑦晚清的权力下探造成的意外后果是：随着地方功能的逐渐强化，地方权力也在壮大，中央政府为加强控制某种程度鼓励了地方权力的扩张，最终却又不得不吞下地方坐大的后果，清王朝的崩溃和这一点当不无关系。北京政府时期，权力下探的趋势继续，县以下开始出现制度化的区级政权，村也逐渐从地理概念向行政概念演化。但是，无论是北京政府尝试展开的乡村政权建设，还是南京国民政府为配合“剿共”军事重建并逐渐制度化的保甲体系，对乡村的实际控制力仍非常有限，北京政府自身就不稳固，行政执行力薄弱，对基层的控制更多停留于纸面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