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8)06-91-08 1932年中央苏区迎来了一批台湾同志，这片红色热土上回荡起台湾的声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连续报导台湾消息，并刊载中共领导人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股“台湾旋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颇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以往学界在谈及20世纪上半叶祖国与台湾的关系时，提到的往往是孙中山、蒋介石等的涉台言论及国民政府的复台活动，却忽略了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联系。①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及中共领导人历史上与台湾的关系既早且深，十分值得研究。本文即拟以《红色中华》相关记事为中心，揭示中央苏区关注台湾与台湾问题的表现形式，探索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早期渊源。 一、红色中国的台湾身影 1932年6月，以蔡孝乾为代表的“台湾代表(或称台湾同志)”一行经过长途跋涉从福建漳州来到中央苏区，在被誉为“小上海”的闽西小城长汀接受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组织部长任弼时的接见，继而前往红色首都瑞金参观学习，随后留下参加工作，成为第一批有组织来到中央苏区的台湾革命者。史料表明，这批“台湾同志”之进入中央苏区乃中国共产党为反帝斗争的需要而特意组织和安排的，目的是依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大背景下，筹备成立中央苏区反帝组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殖民中国的阴谋，号召联合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掀起反帝斗争新高潮，推动土地革命斗争向前发展。② 我们曾经指出，中共吸收台湾同志前赴中央苏区的直接任务就是筹备组建苏区反帝总同盟，指导中央苏区及各地方苏维埃的反帝斗争，周恩来并亲自要求蔡孝乾“把这项工作好好领导起来”。③抵达中央苏区后，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主持下，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旋即于6月23日召开，毛泽东、周恩来、项英乃至斯大林、莫洛托夫、高尔基、泰戈尔等国际人士组成大会名誉主席团，与会者包括蔡孝乾、施至善、沈乙庚等台湾同志在内约300余人。这样规模的会议在中央苏区的历史上亦不多见，由此可知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反帝斗争的重视。会议主要议程为：1.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作《目前国际形势和苏区反帝运动的任务》报告；2.讨论并通过《苏区反帝斗争纲领》；3.选举反帝总同盟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大会选举出邓颖超、陈昌寿、张爱萍及台湾同志蔡孝乾、施红光(施至善化名)等35人的执行委员会，蔡孝乾任苏区反帝总同盟主任。总同盟成员除延聘著名国际人士为名誉主席团成员，还有朝鲜代表、红军代表和各省盟代表，尤其是五个省级反帝同盟总计盟员据称达600万人(含红军盟员30万人)，彰显了其国际代表性和巨大影响力。④我们认为，将这样一个规模涵盖整个红色革命区域的群众组织交由台湾同志主持领导，其中的考虑因素应是中共意识到台湾同志显然更了解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痛苦，且在历史渊源上台湾属于中国、台湾人本为中国人，故特别将此重任赋予台湾同志而不是亦在中央苏区的同受日本殖民压迫的朝鲜同志。 苏区反帝总同盟在中央苏区的工作，以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32年6月23日成立到1933年春中共中央自上海迁入。如前所述，苏区反帝总同盟有包括江西省盟、福建省盟、粤赣省盟、闽浙省盟和湘赣省盟五个省级苏区反帝同盟的加入，反帝总同盟首先要关注的，自然就是调研和指导各地方的反帝斗争，此半年内除了整顿各级反帝同盟，建立经常性的会议机制外，还有巡视各地反帝同盟工作的任务。由于各苏区间相互隔离，联络不易，故巡视多集中在江西和福建两个地方的省盟，前者如瑞金、兴国、宁都，后者如长汀、宁化、上杭等地。巡视中一方面了解各地方反帝同盟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参与地方实际工作，如出席长汀召开的福建省反帝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个阶段则自1933年中共中央转移至中央苏区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配合扩红(扩大红军)、查田(检查分田)运动，反击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同时响应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号召，开展反战(反对法西斯战争)、拥苏(拥护苏联)活动，即侧重于宣传工作。苏区反帝总同盟是台湾、大陆与朝鲜革命者相互紧密合作的机关，除了有台湾同志的努力，还有其他革命者的积极参与，其中如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便是典型的代表。据记载：“他在苏区反帝总同盟担任宣传部长，到任不久，迅即出版了一张十六开的《反帝画报》(总同盟机关报)，举办了一次别致的反帝墙报展览会。一九三三年七月间由反帝总同盟主持的苏区御侮救国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毫无倦态。”⑤或许正是由于他的努力，苏区御侮救国代表会议还请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亲临作报告。 由台湾同志主持的苏区反帝总同盟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支持、配合、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它的当然使命。1932-1934年中央苏区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便是国民党政府的第四、第五次围剿，虽然得益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不断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第四次反围剿获得了胜利，但随着中共“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不断扩大，在对敌斗争中执行“拒敌于国门之外”、阵地战、“短促突击”等不切合红军革命战争实际的“左”倾军事战略，毛泽东又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其正确主张不被采纳，导致局势全面吃紧，中央苏区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在此情形下，如何迅速壮大革命力量以对抗国民党反革命围剿成为迫在眉睫的紧要任务。因此，反帝总同盟除了宣传落实反帝斗争要求外，也必须尽快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来，“扩红”就是其中心工作之一。“苏区反帝总同盟为了配合扩红，乃督促各省、各县反帝同盟召开代表大会，进行动员工作。”⑥他们一方面深入各省盟巡视指导反帝工作，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各地方苏维埃政权的“扩红”任务，进行宣传鼓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我们发现，反帝同盟在组织架构上存有一定的薄弱之处，处于红都瑞金的总同盟本部有相对独立的组织机关、人员配备和办公场地，地方省盟、县盟则多为兼职与合署办公。譬如，长汀县反帝同盟主任由县文化部长兼任，反帝同盟的招牌跟县苏维埃的招牌挂在了一起。宁化县反帝同盟主任由县工会文化教育部长兼任，反帝同盟与县工会合署办公。因此，除了总同盟干部下去巡视时会受到地方上一定程度的重视与配合外，平时反帝斗争的工作势必受到影响。史料记载：“县盟本身组织不健全，干部兼职的多，兼职成了党团、工会的附属品，每一项动员工作反帝同盟都参与，但实际上反帝同盟的盟员同时又是贫农团或工会的会员，同盟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工作。”⑦由此看来，反帝总同盟缺乏自上而下一贯到底的组织体系，虽然积极介入“扩红”工作，但实际效果应属差强人意，正如后面将要谈及的，苏区反帝总同盟的主要贡献，应当还是在宣传鼓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