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8)05-0115-07 一 引言 作为中国近代最为杰出的通俗小说之一，学界对《海上花列传》的文学成就赞誉不少。如范伯群认为“《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1](P157)；陈思和认为“《海上花列传》是海派文学的开山之作”[2](P259)以及“《海上花列传》是海派文学的另一传统的起点”[3](P4)等。具有一定成就的文学文本才有启发性作用，才能发挥文本的记忆功能，才能将该文本置于文化记忆视角下对其进行研究。《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通过对“上海”的记忆叙述将其文本纳入到对上海社会历史回忆的这个大文本里，并以开创性的“上海叙事”模式存储近代上海社会文化信息，从而实现其小说超越时间的记忆功能。叙事学家普林斯认为，“说时间性就是说叙事”，“在时间序列中发现有意义的图式”[4](P144)。韩邦庆通过对上海进行商业性叙事，赋予近代上海空间以时间的意义，这一叙述是创作者对上海这一记忆空间进行时间记忆的转换。以商业性的上海空间对近代转型时期的时间予以叙事记忆，从而使文本成为记忆上海的文化文本。作者叙述的空间成为回忆上海的激活器，通过对其文本的空间体验回忆了海派文学文本的过去，文本对空间意义的呈现也成为了对时间记忆的存储。本文所谈及的上海叙事是语境叙事，是对上海进行时间标识的叙事，是赋予空间以时间意义的叙事，是一种记忆形式。因此，将《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置于文化记忆视角下研究很有必要。此外，尽管学界对《海上花列传》与海派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早有论及，但目前对它们此种关系进行文化内部的分析仍有不足，尤其是将它们的关系置于文化记忆视角下进行记忆与文学模仿的内部关系分析，更是缺乏。不管是从小说对上海空间进行时间标识的文学成就来说，还是从海派文学文本对“上海叙事”传统的形成所起的循环促进作用来说，深入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研究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基于这一状况，本文以海派文化记忆为视角，将“上海叙事”这一具有模仿色彩的叙事成规作为分析视点，从《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特征出发，对文本时间标识的叙述记忆进行分析总结。正如“文本的记忆就是它的互文性”[5](P215)所解释的那样，本文试图探究叙述上海这一空间的互文文本是如何标识时间的，并如何对海派文本的生成发挥其影响，而海派文学又是如何回忆上海，并在回忆上海中促进记忆上海文化传统的形成，由此探讨《海上花列传》与海派文学之间的内部状态。这一研究不仅显示出它们之间互文记忆关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能为分析文学内部变化提供研究范式。 一 《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 文本叙事能为人类记忆提供讲述、提取、模仿等工作方式。《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就是作者对“上海”提取记忆的方式。创作于近代上海转型时期的《海上花列传》以何种方式提取记忆，又以何种方式记忆上海？作者通过商业性叙事对近代上海进行记忆提取，同时，也以商业性叙事对近代上海进行时间标识。这种标识时间的商业性叙事是对近代上海社会面貌的再现，任何个人记忆都是社会现象的产物，作为个体记忆的小说文本《海上花列传》同样也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产物。转型时期的近代上海，由于海禁大开、商业社会的渐变，商业性成了此时上海地标性的文化特征。而小说文本的商业性叙事对上海面貌的呈现具有转型社会的时间标识。历史是记忆的存储，记忆是对历史的建构。社会历史的文化语境对叙述内容起着决定性作用。近代上海商业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作者的商业性叙事，这种商业性叙事成规不仅以叙述商业文化的图景作为其记忆近代上海的记忆术，还以作者商业行为的个体经验再现时代面貌。韩邦庆于1892年创办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并由《申报》馆代售。将《海上花列传》连载在《海上奇书》上，是作者对《海上花列传》进行的报刊连载小说文本的商业化操作。此种商业化运作行为也是作者与近代上海商业社会互动的产物。这一打上时代烙印的个体经验记忆充满了实证成分。“叙事成规决定着一个被描述的事件是否‘事实’”[6](P65)，文本的叙事成规决定着被打上时代烙印的商业性“事实”，这些商业性叙事是作者建构上海的方式。这一建构方式既对近代上海进行了信息存储，也对回忆上海起了媒介作用，从而实现了对上海回忆空间进行时间标识的记忆转换。而这种时间标识的记忆意义是：如果说文本的商业性叙事标识的上海是过去的上海，那么过去的上海不仅会影响现在的上海，也会指导未来的上海，尤其是在对上海的叙述姿态上，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必定会发生着内在的联系。海派文学凭借与《海上花列传》这一内在联系，在重构上海时必然回忆着上海的过去。正如拉赫曼所说：“文学和记忆之间的互文关系就是一种‘静态记忆’。”[5](P272)互文记忆是一种文本联结，这种文本联结来源于文本之间的记忆技巧。《海上花列传》作为记忆的“静态”文本，以商业性叙事技巧对近代上海进行商业文化记忆。文本商业性的叙事技巧是在社会框架下，对近代上海商业文明集体记忆的分有，这种个体记忆对上海社会集体记忆的分有是海派文学记忆的成规。《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不仅实现了对近代上海空间的文化记忆存储，同时也唤醒了海派文学的上海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