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6 《雪晴》集中诸篇问世以来，其在学界毁誉参半。金介甫认为，尽管沈从文仍在追索外来人对乡村道德败坏影响的根源，但他在《雪晴》集中将造成社会分解的原因指向社会的腐化和两极分化，“在写作之前就亮出了自己的感情”，也许这正是他后期乡土文学的最大缺点①。王晓明认为，尽管《雪晴》集“最有可能帮助他重建《边城》式的文体”，但作者的神态反而更加陌生，那种“精雕细琢”的笔法，结构的讲究，收尾的轻巧，与《边城》明显不同，并“显露了一种局外人的冷漠”②。到目前为止，围绕《雪晴》集的褒贬毁誉，都没有精准把握作品中作者自我的“声音”，也低估了现代中国最富文体实验兴味的沈从文其小说言说方式的可能性——《雪晴》实为一部富有象征色彩的寓言小说集，但它在题材上袭用了读者所熟悉的湘西边地故事外衣，这就迷惑了读者思考的向度。《雪晴》中的焦虑、悲怅情绪，在沈氏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小说中出现了画家“梦断”的叙事情节，这里的“梦”别有所指。 一、画家梦断的隐秘言说 《雪晴》集包括《赤魇》、《雪晴》、《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四篇。《赤魇》的内容并不复杂：主人公受邀来到凤凰高枧乡过年，雪晴后高枧的清寂景象与生命的律动，令人产生了皈依之心；“我”一面希望成为一个画家，用笔来捕捉这神奇的自然，一面又因为一场捕猎活动而茫然失措。小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副题：“我有机会作画家，到时却只好放弃了。”③作者更在文末与此遥相呼应：“作画家的美梦，只合永远放弃了。”④该怎样理解这里所谓“作画家的美梦”呢？沈母黄氏一门画才辈出，查沈从文早年往来书信，他也曾一度醉心绘画并声言：“我倒并不忘记廿年后成为画家的希望”⑤。未能成为一位画家，或许是深埋在他心中的一种遗憾。但倘若我们对《雪晴》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此一“画家”视阈，那就与小说写作意图相去甚远了。尽管《雪晴》集的本事实有其事，但这段1920年发生的本事在时隔20余年后进入小说，它所呈现出来的“形态”与“意义”，只有着眼于1940年代中后期作家的心境与立场，才有可能真正接近文字背后的隐秘意图。 《赤魇》的中心情节是一场雪中的围猎活动。主人公本打算离开军队改业学画，去捕捉“神奇的自然”，可是，一场血淋淋的围猎活动撕碎了他的画家梦。主人公意识到：静寂的景物虽可从彩绘中见出生命，但是生命本身的动，却是真正难以企及的。小说写道： 在这个声音交错重叠综合中，带着碎心的惶恐，绝望的低嗥，紧迫的喘息，从微融残雪潮湿丛莽间奔窜的狐狸和獾兔，对于忧患来临挣扎求生所抱的生命意识，可决不是任何画家所能从事的工作!我的梦如何能不破灭，已不大像是个人可以作主。⑥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时隔20余年后沈从文对这一段经历记忆犹新？这些细节如此丰富、沉重，一定不会是青年沈从文在高枧乡的记忆本身，至少作家在其中注入了抗战结束之际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就事件本身推理，一个18岁的青年未必会因为一场围猎活动而放弃自己的画家梦，关键还在于，面对突如其来的“一段短短时间所形成的空气”⑦，彷徨失措的他“已不大像是个人可以作主”⑧。这样的表述，只有置于4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和沈从文所遭遇的压力与困境之上，才有可能找到其逻辑链条。 这种隐喻写作方式很自然地从《赤魇》延伸到《雪晴》中去了。《雪晴》一开端就渲染了一种“迷蒙意识”：“一切都若十分陌生又极端荒唐。”⑨就沈从文与湘西的接近性而言，这种“迷蒙”感是前所未有的，表露了其游离于现实处境与乡土记忆之间的生命情境。而由迷蒙到清醒，“我明白，我又起始活在一种现代传奇中了”。这里的“现代传奇”也绝非简单的乡土传奇，而与沈从文一再思考的当代中国问题向度有关——“在动荡不居情况中老是变化，想把握无从把握，希望它稍稍停顿也不能停顿。过去一切印象也因之随同这个幻美花朵而动荡，华丽，鲜明，难把握，不停顿!”⑩小说写道：一家之主老太太白发上那朵大红山茶花，“恰如另外一个火炬，照着我回想起三十年前老一派贤惠能勤一家之主的种种”(11)。18岁的青年如何“回想”三十年前老一派的样子？很显然，作者有意卖个破绽，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在当代政治伦理与三十年前政治伦理之间，建构起一种隐秘的关联。金介甫曾经指出，沈从文所推崇的文学运动“不仅是胡适与陈独秀提倡的文学革命产物，还是梁启超那一代的产物”(12)。可见，这个“三十年前”很重要，沈氏此生最为推崇的还是“五四”及其先锋。 从《雪晴》到《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巧秀的命运坎坷多舛，而她也“好像一个火炬，俨然照着我的未来”(13)。一个更为晦涩的链接在于，巧秀离开后“我因之陷入一种完全孤寂中”(14)，而院中推挤在一起的猎物无端触动了“我”的情怀：“想想每个不同的生命，在如何不同情形中，被大石块压住腰部，头尾翘张，动弹不得；或被牛皮圈套扣住了前脚，高悬半空；或是被机关木梁竹签，扎中肢体某一部分，在痛苦惶遽中，先是如何努力挣扎，带着绝望的低嗥，挣扎无从，精疲力尽后，方充满悲苦的激情，眼中充血沉默下来，等待天明，到末了终不免同归于尽”(15)。显而易见，“我”对于“猎物”命运的敏感早就超越了本事而进入到对现代中国语境下个体命运的思考。巧秀离开之际，“我”从迷蒙中醒来，意识到庄院外的庙宇才是“我自己最如意的选择”，因为它“地位完全孤立”(16)。“我”情不自禁地想象巧秀的命运：“那双清明无邪眼睛所蕴蓄的热情，沉默里所具有的活跃生命力，都远了，被一种新的接续而来的生活所腐蚀，遗忘在时间后，从此消失了，不见了。”(17)巧秀也许会像沅水流域大小码头边许多小船上接纳客商的女子一样，一颗年青的心永远在燃烧中，“一面又终不免为生活缚住，挣扎不脱，终于转成一个悲剧的结束……向前既不可能，退后也办不到，于是如彼如此的完了”(18)。既然巧秀“俨然照着我的未来”，这里的沉痛话语也只是夫子自道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