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乡村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中国乡土文学一个难以言说的隐痛。 最初的乡土文学概念，就是以乡村游子的外在视野为中心内涵。乡土文学开创者鲁迅的几乎所有乡土小说表达的都是乡村游子对故乡的返顾，他给“乡土文学”命名，也明确将离乡者的“乡愁”和“侨寓”作为核心特征①。也就是说，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是离开乡村的游子们站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上对故乡的审视和回望。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作家们写作时都已经离开了乡村。 这种距离，激发了作家们对乡村的怀恋情感，并使其作品普遍地具有抒情和感伤的艺术质素，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作家们以理性的高度和批判的眼光，使他们能够清醒地看到乡村的诸多未启蒙状态并给予有力的鞭挞和揭示，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现代启蒙精神的光芒。眷顾与批判交织，依恋与拒绝并存，是早期乡土文学作品显著的精神特征。 但与此同时，这种距离也对乡土文学与现实乡村之间的联系构成了较严重的制约。因为其一，乡愁回望式的返顾肯定难以与现实乡村同步，理性批判的视野更会导致其书写难免选择性失真，因此，早期乡土文学作品大多具有象征型的艺术特征，缺乏对真实乡村生活面貌的细致展现；其二，外在的眼光和距离，决定了作家们书写乡村的主导精神是知识分子文化，乡村属于被俯视和受审视的一方。同样，这些作品的预设阅读对象不会是乡村农民，而是以自我主体为中心。这必然导致它们的艺术形式与农民的接受之间会形成较大的分歧，农民们看不懂它们，就难以产生认同感。这也使乡土文学陷入到一种悖论式的困境当中：作家们创作的初衷是要改造和启蒙乡村，文学是其唤醒乡村民众的基本方式，但结果却是这些作品根本进入不了乡村，不为农民们所接受。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存在如此严重的隔膜，乡土文学的启蒙任务自然难以完成。 正因为如此，在新文学诞生十余年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初，新文学内部出现了对新文学与大众关系的强烈反省之声，乡土文学创作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以瞿秋白、茅盾等为代表的作家们检讨了新文学的接受困境，乡土文学的首倡者鲁迅也指出现在的“平民文学”只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的口吻而说的”，期待出现真正由农民作家创作的文学②，另一位新文学大家郁达夫也发表《论农民文学》等文章，呼唤真正来自基层的“农民作家”：“可是在现代的中国，从事于文学创作的人，还是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居多，真正从田里出来的农民诗人，或从铁工厂里出来的劳动诗人，还不见得有。”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茅盾对乡土文学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和倡导，他指出乡土文学作者不应该“只具有游历者的眼光”，而是需要进入乡村农民的广阔现实生活，写出他们“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④。受其影响，乡土文学创作也呈现出新的趋向。叶紫、吴组缃等作家的《丰收》《樊家铺子》等作品虽然在审美形式上并没有太显著的改变，但在内容上却有很重要的发展，那就是：它们以写实笔法书写了现实的乡村，让普通农民生活真正进入到乡土文学之中。 此后，赵树理和“十七年”乡土作家们将这一创作作了进一步的推动。赵树理的乡村“通俗故事”既表达了解放区农民的许多现实困境和愿望要求，也以生动的口语化形式走进了农民的阅读视野。“十七年”乡土文学则更是集体性地进入乡村现实，几乎是以合唱的形式展现了剧烈的乡村变革运动。这些作品的文学形式同样致力于与乡村现实相衔接，更得到时代传媒和出版等文化政策的大力支持，从而在大众接受上达到了新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双双、梁生宝、萧长春等人物形象在乡村社会中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并受到大力欢迎。 然而，这些创作也存在着难以弥补的重要缺陷。首先，就是过于切近现实，缺少自我主体精神。它们往往抱有宣传现实政策的主观愿望，其作品主题就自然少有对问题的揭示，更缺少质疑和批评。这导致了它们往往只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表层现象，却没有揭示出真实、复杂的深层生活实质，主导思想上距离启蒙思想比较遥远；其次，在艺术上，它们也呈现出创造性不够的缺点。作家们获得了描摹乡村生活细节上的成功，借鉴民间文学方法和方言口语也有其特色，但是，在文学形式改造和创新方面却缺乏突破，以至于作品在艺术表现力方面欠缺丰富性和深刻性，存在浅显和雷同的缺陷。 正因为这样，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文学界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性反思，并导致了乡土文学创作方向的集体性转移。不只是“十七年”那种通俗化叙述被完全弃置，连现实乡村也逐渐远离作家们的笔下。虽然有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等作品获得了较高的成就和较大的声誉，特别是《平凡的世界》曾赢得众多乡村青年的倾心和认同，但总的来说，在乡土文学领域，直接面对乡村现实、特别是有志于展现乡村现实大变革的作品越来越少，乡村书写呈现个人化和零散化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后，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乡土作家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随着乡村生活方式的转变，城乡之间生活和文化差距日渐缩小，特别是传统乡村伦理的迅速坍塌，乡村再难以让作家们产生生活的熟悉感和心灵的归宿感。在现实和情感层面，作家们与现实乡村都产生了严重疏离。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生产方式和民俗生活普遍退出乡村，更年轻的乡土作家们已经难有机会见识到传统的劳作和风习，他们即使有过乡村成长记忆，也难以拥有充分而典型的乡村生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