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文学工场”到“花园洋房” 1927年3月，戴望舒和杜衡在法租界的一个共青团小组联络点被捕，经震旦大学同学的法官父亲保释出来后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为躲避搜捕，戴望舒、杜衡回了杭州老家，施蛰存回了松江老家。随着反共局势扩大，很快连杭州也不再安全，戴望舒和杜衡也来到松江暂避在施家的一间小厢楼里。三个文学青年将这一间小厢楼作为一个翻译和创作的文学工作坊，起了个听起来颇为热闹的名字——“文学工场”，实际上却是开始了一段相当枯燥的避难时期。七八月间，戴望舒便计划离开这个小厢楼前往北京。关于戴望舒前去北京的动机，施蛰存的解释颇为简单：“望舒对这样孤寂的隐居生活感到有些厌烦，决计到北京去玩一趟。”① 在这一年的年初，戴望舒、杜衡和施蛰存都因为政治问题被校方开除了。在震旦大学的两年里，他们也曾被上海的群众爱国运动和革命风潮激荡着，参加游行，派发传单，做着“新梦”。戴望舒的政治参与似乎更为主动，“五卅”发生时，戴望舒也参与了游行②，当年他们三人加入共青团和国民党都是“由戴望舒联系的”③。在亲历了被捕和“四·一二政变”之后，此时的杜衡只想“等情势缓和一些，回杭州去”④，而戴望舒或许更符合1920年代青年的“零余者”特征：“大量被发现、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人’，实际上并不能被社会有效吸纳，而要饱尝失学、苦学、失业之苦，无法自我安顿，成为被现代教育生产出来的‘零余者’。”⑤毕竟施蛰存在松江还有教职，而杜衡家境富裕始终能给他后路，于是在戴望舒提出去北京的建议时，施蛰存表示自己还是要留在松江，杜衡还是要等着回杭州去。 施蛰存认为戴望舒想要去北京，是因为厌烦了避难的隐居生活，这也符合在革命受挫后退回“室内”的青年普遍的苦闷、无聊的情绪，但是如果将“避难”和“进京”的选择放置在“从室内再次走向人群”的革命青年的选择模式中，又并不完全契合。也就是说，戴望舒离开“安全屋”，并非再次受到了革命风潮的召应后的“浪漫”的选择，他此番出行更多的不是为了“人群”，而是为了“自己”。他原本是想进北京大学或中法大学听课，一方面是为了自己不久前的“失学”寻找新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是为了结交新朋友，寻求更多的发表机会。到了北京之后，他发现北京局势也很紧张，所以又只能在公寓里待着。虽然戴望舒的这一次出走，更多的是为了个人的志业，但也可以看到一个刚刚经历了大的历史震荡的文学青年，在“避难”和“出走”两种状态来回转换，他既在寻求避难又不安于避难，在躲避灾祸同时也在躲避无聊对个人意志的消磨，而这种不安于隐居、向外的奔突的期望，也可视为一种尚未被再次转化的政治动能。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戴望舒在北京新结识的文学青年中，与冯雪峰走得最近。戴望舒到北京时，冯雪峰是刚刚入党三个多月的新党员，已经在《莽原》上译介了不少苏俄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这样一个立场坚定而且热情饱满的革命文学青年，给戴望舒困居已久的“无聊”，开出了一剂“有意义”的药。可是戴望舒在北京求学不成，也缺少像杜衡、施蛰存这样可以一起度日的朋友，更重要的是逃出阁楼的他也没能在北京找到切实的方式填充自己的无聊，于是他待了不到两个月，又到松江去找他的老朋友去了。回到松江之后，他和冯雪峰仍然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在书信中，冯雪峰似乎也已经把住在阁楼上的戴望舒与施蛰存、杜衡看作是一个小团体，称呼经常是用“你们”。当1927年年底北京党组织被奉系军阀破坏，冯雪峰被通缉，他开始有了去上海的打算。这既是避难，也是想把上海的朋友凝聚起来一起做事。与其说他是来松江找戴望舒这一个熟人，不如说他有意识的来加入松江阁楼的“文学工作坊”。 1928年3月1日，冯雪峰刚到上海不久，就给人在松江的戴望舒写信说：“我感到上海的一般弄文学的青年的无聊，投机，无耻，加之头脑不清楚。同时想到自己，也想到你们。我想我们应振作一下，干些有意义的事，弄文学也要弄得和别人不同点。其实现在我们干的，和别人没有很大的区别。如此下去，我实在感到无聊了。”⑥冯雪峰在这封信里说得很客气，并不是单向地批评戴望舒他们的无聊，而是用一个共勉的口吻，鼓励他们一起“干些有意义的事”。很快，冯雪峰就从上海宝山路搬到了松江与戴望舒等人同住。1928年，冯雪峰考虑最多的是“智识阶级”在中国革命现阶段能做些什么。他在《革命与智识阶级》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学之提倡’和‘辩证法的唯物论之确立’，于智识阶级自己的任务上，这是十分正当的，对于革命也是很迫切的。”⑦这两项志业并不是戴望舒前往北京所要追寻的初衷，可这恰恰就是冯雪峰所说的“有意义的事”。 冯雪峰在加入松江的“文学工场”前夕，就预告了自己的加入会带来新的“意义”。“有意义”成为“文学工场”新的价值指标，对他们三个人的翻译、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杜衡回忆说：“到一九二八年夏季，我下了除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之外一概不写的决心。”⑧施蛰存说：“在办第一线书店的时候，冯雪峰常常劝告我们，要出版些‘有意义’的书。”⑨然而冯雪峰所带来的“意义”，对他们三个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外来的标准，是他们于困居的无聊和劫后的惶恐中，忽然面对那个时代最“新”的文学标准时，产生了强烈的主动靠拢的意愿。这个时候，冯雪峰的认可，对于他们来说等于盖上了普罗文学的合格章。杜衡在尝试写出第一篇工人小说《黑寡妇街》后，就拿给冯雪峰看，杜衡说：“承他赞许，我像找到了新生似的意义。”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