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接受了北京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张勇博士的书面采访，其中一方面的问题是：“作为郭沫若研究的专家，郭沫若研究要想走出现在的状况，有突破性的发展，你认为应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呢，您对郭沫若研究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吗？”现征得张勇研究员同意，摘录本人写作的采访文字并补充参考文献如下，希望所有对郭沫若研究感兴趣的人多多指教! 关于该问题，我同意蔡震先生2016年在接受你采访时说的三件事：《郭沫若年谱长编》的编撰、重新编一部《郭沫若全集》、撰写郭沫若研究学术史。[1]396现在，由林甘泉、蔡震二位先生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已经于2017年10月出版，意味着第一件事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工作只是对其补充、完善了。现在重点谈谈第二、三件事。 目前，北京的郭沫若纪念馆正在组织人员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郭沫若全集〉补编》(《郭沫若译文全集》《郭沫若书法全集》《郭沫若书信全集》包括在内)等，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就我参与的《(郭沫若全集)补编》而言，我觉得应该如蔡先生所说“重新编一部《郭沫若全集》”。首先是因为已经出版的38卷《郭沫若全集》已经很难买到：2005年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成立时准备买一套，不但没有成套的全集卖，《文学编》第19卷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买到，最后不得不复印了一本。其次是因为已经出版的38卷《郭沫若全集》存在很大问题：(一)该套全集以《沫若文集》为底本，而收入《沫若文集》的不少文章经过很大改动，与发表或者初次结集出版时已有很大不同，根据这样的文章来研究，完全可能得出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的结论；(二)注释简略并且存在不少错误，陈漱渝先生在《群策群力，精益求精——对修订〈鲁迅全集〉的几点意见》中如此写道：“如果把鲁迅著作比做中国现代文化的汪洋大海，那么我们做注释工作的目的就是疏通通达这个汪洋大海的河道。”[2]如果说鲁迅著作有这个作用，郭沫若著作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更长，毫无疑问也具有这个作用，很明显，现有的《郭沫若全集》注释难以起到该作用。基于以上原因，我也希望如蔡震先生所说“重新编一部《郭沫若全集》”：“我这里所说的重编，不是对现有的全集做修修补补，而是重新作一个科学、严谨的分编、分卷，以及文本勘定等的设计，来辑录郭沫若的所有作品、文章、著述、书信等”。对蔡先生所列门类，我打算增加一项“日记”。我长期致力于史料考证，发现直接材料对考证非常重要：依据间接材料、通过逻辑用几千字推断出的结论，常常被一则几十字的直接材料证明或者证伪——即使被证明也付出了太多时间，得不偿失。所以每次考证前，我都会竭尽全力地收集相关材料，在确实找不到直接材料的情况下，才依据间接材料运用逻辑推理进行考证。日记是非常重要的直接材料之一，郭沫若日记的出版，不但对从事史料考证的人有用，对人们更直接认识、评价郭沫若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希望“重新编一部《郭沫若全集》”中有日记的位置。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附卷《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的《凡例》第一条如此写道：“本索引收录1920年至2010年国内报刊及论文集、有关文献数据库、网络发表的学术信息等郭沫若研究论文、史料等资料约1.46万条。”现在八年过去了，该数量至少增加了一千条以上。要想让一个研究者通读这些成果是不现实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便是“撰写郭沫若研究的学术史”。不过在我看来，目前撰写郭沫若研究学术史的时机还未成熟。在参与编选《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过程中，我浏览了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开发的郭沫若研究数据库中的全部文章。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开发该数据库，一代又一代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于天乐、朱俊波、彭翔、秦红、卿玉弢等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取得过辉煌的成绩——该数据库2012年被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评为三等奖(四川省共有三所高校获奖，其它两所高校分别是四川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便是对该成绩的高度肯定，我们中心能够完成14卷本《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和18卷本《回忆郭沫若作品编校集》(暂名)都与该数据库密不可分。在浏览该数据库过程中，我却发现以下三个问题：一、离现在时间越远的文献能够找到全文的可能性越小，民国时期的文献尤为突出；二、一些文献的出版信息不完整(民国期刊文章便只有卷期，没有具体出版时间)，甚至有误；三、一些郭沫若作品被当成了郭沫若研究文献。就查找文献而言，图书馆工作人员肯定比我们研究人员内行、方便，离现在时间较远的文献只有条目没有全文，很明显是确实难以找到。现在该数据库又增加了一个问题：已经查不到2015年以后的文献了，意味着2014年以后的文献没有收录。在我看来，“撰写郭沫若研究的学术史”的最佳条件是补充、完善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开发的郭沫若研究数据库并向所有读者开放(目前只有通过乐山师范学院校园网才能查阅)，让有志于“撰写郭沫若研究的学术史”的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很方便地查阅该数据库的文献。要想达到该目的，首要任务是对民国时期的郭沫若研究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其次是补充并随时更新2014年以后的郭沫若研究文献。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对民国时期郭沫若研究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是因为该工作太难，只有完成该工作后，补充、完善郭沫若研究数据库才有可能。 蔡先生所说的三件事情实际上都属于史料性的基础工作，是否意味着在这三项工作完成之前，郭沫若研究就无所作为了呢？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唐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认为：“史家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也。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3]3173清朝杰出史学家、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认为，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故提出了“史德”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4]265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中将“史德”和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视为史家们应当具备的四种素质，并以“史德”为四者之首。[5]13对“德”、“识”、“才”、“学”的解释今人存在着较大争议。我赞成仓修良的以下解释：“史德”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史识”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史才”即“写文章的表达能力”；“史学”即“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博闻旧事，多识其物’”。[6]132-133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应该增加一种素质：“在笔者看来，要想真正成为‘良史’，还需具有‘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的‘史胆’。”[7]240对这五种素质，我的排序是德、识、胆、才、学：“学”是基础，一个人要想成为“良史”，必须在“德”的指导下，运用“识”对“学”进行“观察、鉴别和判断”，并通过一定的“才”表达出来；一则有“胆”无“识”的人可能成为莽夫、有“胆”无“德”的人可能成为屠夫，二则“胆”比“才”、“学”更难具备，所以我将“胆”排在五种素质的中间。章学诚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4]265既如此，要想一个人同时兼具“德”、“识”、“胆”、“才”、“学”就更困难了。我们不能奢求所有治史的人都兼具这五种素质，也不能要求只有兼具这五种素质的人才能治史，但至少可以为治史的人确定一条底线：宁可睁着眼睛不说，绝不闭着眼睛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