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8)12-0005-11 提及郭沫若，让人首先想到的是浪漫这个词。浪漫谁不知道呢？而且谁年轻的时候不浪漫呢？在很多人看来，浪漫就是情感冲动的代名词，郭沫若在从军之后，曾“自作主张”扣押贪墨的官员，便被批评为情感家。读者对浪漫的标签化认知，郭沫若自己也有生动的描摹，在《创造十年续编》中他就说，“Romanticism被音译成‘浪漫’，这东西似乎也就成为了一种‘吊尔郎当’。阿拉是写实派，侬是浪漫派，或则那家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模拟的上海市井口吻，让人不难感受创造社同仁当时的文化处境。 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占据文学价值高位，郭沫若的作品相对之下似乎也变得简单了。且不说《百花齐放》这类关注者本来就不多的作品，即便是《女神》《屈原》这些曾引起文坛轰动，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重头戏，也因缺乏类似现代主义作品的形式复杂性而失去部分读者。郭沫若的作品，形式无拘束，多直陈其情，说到底是浪漫主义的底子，看起来气势汹汹，细看却如清澈江水，让人一望见底，缺乏余韵，在研究注重可写性文本的时代，不免要遇冷。 至于郭沫若其人，他早年弃医从文，后投笔从戎，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学术研究，抗战军兴，再度投笔……看起来曲折，但无论是从哪种身份而言似乎又都不够复杂。即便在文化领域，也因与鲁迅经历的相似，以及二人之间的恩怨，便常有以鲁律郭的现象。而1949年之后，郭沫若的诸多政治表态，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自我否定，在新时期更成为他的一大污点。因而，现在谈论郭沫若其人，最简单又最保险的方式就是质疑与批评。 文学史叙述的标签化、其作品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均质化，以及大众谈论郭沫若时不自觉流露出的道德姿态，构成郭沫若在当代的基本处境之一。当然，这不独郭沫若为然，鲁迅、茅盾也或多或少有类似遭遇。说到底，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在90年代的冷遇，甚至是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对革命作家的检讨和批评是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准备。 不过，革命作家的作品恰恰难以单纯地置于纯文学或现代主义形式美学创新的框架内讨论，因为他们的作品大多具有明确的时代性：或应乎特定的时代思潮，或回应具体的时代问题；反过来说，则是左翼文学的形式创新不仅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正如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创造新的戏剧形式是为了教育观众。郭沫若的作品，即便是创造社时期的作品，也渗透着中西冲突的文化政治，《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可谓第三世界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秩序的神话转述，蕴含着现代中国在“新世界”的处境和命运走向；《屈原》也不单是作者浪漫情绪在20世纪40年代的复活，背后指向建国方法的选择和未来道路的抉择；他的杂文、演说等，更是直接针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因而，他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史料价值，是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如果将他的作品从具体的历史议题中抽取出来，那么也就割断了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郭沫若的作品需要置于形式与历史、文学与革命、审美与政治等多维关系之中来理解，这是郭沫若作品的复杂性所在。 郭沫若虽晚于鲁迅，但也是过渡时代的文化人，成长于“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要经受两种文化的撕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思潮在他身上共存，要理解郭沫若及其同时代人，文化上需要更为宽阔的视野和知识储备。郭有蒙学的功底，又有经学的家法，可算著名经学家廖平的再传弟子，抗战时期他的历史研究便不无廖平、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影子；同时，他在日本就读期间，所阅读的中西典籍，除了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之外，还有大量的德国哲学、社会学著作。郭沫若所受德国文化的影响，以及接受语境日本的中介作用等问题，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如王璞对郭沫若的歌德翻译、李斌对尼采影响的阐述，是近来值得关注的成果。 典籍关联着不同传统的延续、影响与新变。即以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在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声浪中，郭沫若是为孔子辩护的少数新文化人之一，而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更是值得仔细辨析，究竟是如他自己声称的儒家原典，是在新文化语境和社会革命视域中重新发明的儒学，还是宋明以来的新儒学，都值得仔细辨析。除这类思想源流的问题外，郭沫若自己的人格模式也受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士大夫的治平思想，在现代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积极用世和危急时刻的承担，与现代革命精神相互融通，生成为革命士大夫的人格。不过他的文人习气也重，不无名士气，这有值得警惕的一面。 在中国现代名作家中，郭沫若可能是介入现实最直接也最深入的一位，他从来就没有以纯粹的作家自居，早年学医却贸然闯入文坛，后来因耳病无法听诊才放弃从医，归国后出入“学艺”群体。“学艺”是一个以日本留学生为主的知识群，多是物理、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专门人才，他们办讲座、办刊物、办学校，旨在以文化启蒙和社会革命改变中国。后来北伐将兴，郭沫若南下广州，先是锐意改革教育，后来更是弃文从军，成为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风云人物，南昌起义时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被列为主席团成员。如果不了解北伐时期郭沫若的经历，也就很难理解抗战时期郭沫若为何与张发奎、李宗仁等前方将领那么熟悉、为何是他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抗战时期他如何组织系列文化活动，以及延安为何会如此重视郭沫若等议题。也就是说，郭沫若本人便是中国现代变革中的内在参与者，他的很多观点不能当作历史常态中的普通见解，而是基于他的社会位置对时代问题做出的即时思考和回应，蕴含着他对历史走向的判断。 由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复杂是他与现实、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国革命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复杂，与其他被革命大潮裹挟而前的文化人不同，郭沫若是主动走在革命的前端，如此，他个人的成败便系于时代，同时也要承担时代风潮转换带来的后果。郭沫若对中国革命的深度参与，并非是如我们现在以后设眼光所见，似乎每个历史关头都自然地站在通往解放的路上，如果从历史现场而言，他所身处的环境可谓错综复杂，即以北伐时期郭沫若的革命路线选择而言，北伐时期蒋介石一度十分倚重郭沫若，但当他看到蒋有背叛革命的苗头，便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檄文；他与邓演达关系莫逆，邓演达当时是政治部主任，后来曾试图组第三党，但被排挤出局；南昌起义期间，郭沫若本来在张发奎处，张也允诺庇护郭沫若，但郭沫若还是执意前往南昌，旋即随革命队伍向南部转移。关键时刻他做出了决断，背后实际上牵扯着很多的历史线头，不同的选择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也导向全然不同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