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8)12-0005-11 在拙著《革命的可译性：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8)的导论中，我曾总结过全面研究郭沫若时所注定面对的一些困难：第一，他一生的著述甚丰，所涉及的领域既多且广。《郭沫若全集》有“文学”“历史”“考古”三编，合计三十八卷之多，但学科中人都知道，它是“全集不全”的典型，因此后面才有《郭沫若佚文集》《郭沫若序跋集》《郭沫若书信选》的出版和“《郭沫若全集》补遗”等研究项目，而历史档案中所保留的更多文本——比如日记——还不能为人所窥见。可以说，郭沫若著作之浩繁，足以让研究者望而却步。第二，现有的《全集》和辑佚还不包括郭沫若的翻译作品。郭沫若是20世纪最高产的翻译家之一，拙著强调跨语际的视角，认为只有把翻译纳入我们的视野，才能真正理解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占位。若设想一部真正“全”的“全集”，则可再加入“翻译编”(日本的森鸥外全集，就是收录翻译作品的)，其卷数也会多得很。同样，郭沫若的翻译不仅数量大，而且类型杂，译介对象囊括诗歌、小说、戏剧、马克思主义原典、经济学、考古学和科普作品等。我的初步尝试足以表明，把翻译作品结合到对郭沫若其他作品的研究中，打开新的问题空间，并非易事。第三，郭沫若的文学、思想和政治历程和从“五四”到“文革”的“革命世纪”高度重合、深度交织。在这近六十年中，郭沫若始终变化着，“转徙”(用他翻译雪莱的mutability一词的说法)着，从郭沫若身上谈任何一个问题，哪怕很具体的小问题，都会牵引出这整个革命时期的某种线索、谱系和转型，前后左右，呼应和对比之处层出不穷，这就对研究者的视野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比如，谈郭沫若的屈原观，就可拉出从“五四”到大革命再到抗战再到建国后的漫长清单，其中的变化又涉及历史观、战国研究、诗歌阐释、历史剧、古典遗产等反复重现的问题，更和其他文化人或学者(胡适、闻一多、侯外庐、徐迟、苏雪林……)的相关工作处于不断对话的关系之中。此外还牵扯到郭沫若对自己作品的修改问题。比如我每次引用到《女神》中的作品，总有同行会问到这是哪个版本：初版本？修订本？建国后的《沫若文集》本？引用郭沫若的某些史学著作也会遇到同样问题。虽然很多修改并无关宏旨，但要把这些情况都梳理清楚也相当累人(这时就意识到《女神》和《文艺论集》的汇校本的贡献了)。再举个例子，郭沫若对《浮士德》的翻译，跨越近三十载，他自己就说过改动的情况，但一直以来大家也并无精力去详细比较。欧洲汉学家高利克是少有的一位，强调1919-1920年的节译和1928年的第一部全译之间的差别，我的专著也在这方面作了些文章，但还不充分，比如，1920年的节译和1947年的第二部全译也可以再比较(就像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对《屈原赋》的节译和五十年代的全译值得比较一样)。 考虑到这些客观的困难，我们也就不会奇怪，历来学者们研究郭沫若都倾向于拎出来某一时段、某一专题、某一文类，不愿轻易搞总体观。不论国内海外，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成就始终是研究的主要侧重点，郭沫若的“向左转”更是讨论的一大焦点(不同背景的学者，意识形态判断自然不同)。此外，郭沫若的历史剧一度得到足够多关注，其文学成就、文化内涵和政治得失，曾为人们津津乐道。还有，郭沫若的左翼史学也曾引起不少讨论乃至论争，虽然在九十年代学术史范式兴起后，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文字学常常被有心或无意地排除在20世纪学术思想之外。相比之下，郭沫若另一些文类的写作、另一些时期的工作，则难免遭到忽视；还有某些内容，似乎一时无法纳入我们既有的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学术史研究格局之中，例如郭沫若的书画作品，仿佛就只好交给拍卖商和爱好者去品鉴了。我自己的专著试图提供某种总体观照，却也远非面面俱到。 但是——这个“但是”至关重要——所有这些困难都还是表面的。真正的困境最终落实在意识形态的争议性上。郭沫若的作品、思想、政治活动、人生经历一直就富有争议，这是无需多言的。按理说，选择具有争议的课题，是学术研究的兴奋点所在。我当时选择郭沫若为研究对象，也是看中了他一生作品所包含的所有棘手问题，因为这足以引发我们对20世纪革命文化的深入思考。可是很快我就发觉，我还是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到今天，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十年，本来可以说拉开了一些历史距离，但他作为一个话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敏感性在某些场合竟有增无减，足以引起高度道德化、情绪化的价值判断。在我从事郭沫若专著研究的过程中，每次我介绍到自己的课题，总会遇到讶异乃至异样的眼光，不少对郭沫若略知一二的师友直接问到我对郭沫若人品和政治的整体判断或态度。说实话，我感到错愕。在我所受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训练中，我一直以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做终极的价值判断，而是批判性地提出问题并展示问题的复杂，不是对研究对象“盖棺定论”，而是“知人论世”。但对郭沫若，人们似乎和对其他作家不同，更急于听到整体判断和表态。要求对郭沫若人品和政治的表态，其实背后是要求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文化政治表态。但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文化和政治如此复杂多变，怎么可能用表态说清呢？我选择郭沫若为题，是希望将他的一生工作作为一个“社会文本”，将他的历程作为一个“问题域”，从而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遗产和债务加以批判性的理解乃至清理。我不认为我的任务是去“下判断”，我也承认我的立场不那么鲜明，因为问题本身就缠绕难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