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8)12-0005-11 在郭沫若研究这个领域，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提出如何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是一种自问，学术自问。这可以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一段时间以来的研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研究者面临，或期待研究上有所突破或深入拓展。二是一些新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人，局囿于自己的思考，对郭沫若研究的历史、现状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把握而生出的期待。但不论哪一种情况，这样的自问与伴随着的学术思考，应该，也必然会推动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发展。 郭沫若研究是一个涉及文学、历史、学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学术领域，所以如何深入郭沫若研究，也会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进行思考。可以着眼于面上的拓展，也可以立足于点上的突破。可以是研究方法的考量，也可以是研究方向的探究。我近些年来一直在做郭沫若生平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此而注意到一个实际上在影响着郭沫若研究学术动向和发展的问题：怎样阅读郭沫若，不只阅读他的著作，还要阅读他的人生。 研究者需要阅读研究对象，这当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准备，似乎无需赘言。但至少对于郭沫若研究而言，怎样阅读这个研究对象，仍然是需要特别提出予以关注的。郭沫若一生的社会文化活动涉及方面甚广，而且它们之间，譬如：文学活动与学术研究、诗歌创作与社会活动等，往往是相互关联的。郭沫若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且有相当长的时间他是历史进程重要的参与者。这样走过的人生轨迹，既有前因与后果的链接，又有诸多人际的、社会关系的链接，文学、学术、政治、社会活动常常还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所谓郭沫若的复杂性。研究这个历史人物，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思考，都需要首先阅读和考察他的复杂。如果研究的目光或着眼点只在就事说事、就文论文，那么很可能浅尝辄止，之后，难以深入下去。 《女神》研究，一直是郭沫若研究中重要的内容，但是几十年间，包括文学史讲述，都在不断重复着关于这本诗集的一些论断。然而，研究者其实没有注意到《女神》并不是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研究文本。它只是诗人在他同一时期创作的诗歌作品中遴选了五十几首诗结集而成。在诗人同一时期创作的与《女神》数量不相上下的其它诗歌作品中，包含了许多《女神》文本所未能传达的历史信息，譬如：散文诗、宗教题材的诗、口语体的诗、写实手法的诗等等。如果仅就《女神》论《女神》或论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创作，所论必然有所局限甚至偏颇，且难以深入。所以，当我将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全部诗歌作品整理出来，并与初版本《女神》的文本一并辑录出版后，许多郭沫若研究的学者立即注意到，他们认为《女神》与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研究，藉此应该可以有新的拓展。 当然，这种情况的存在有它客观的原因，即，那些散佚于旧报刊中的文献资料都尘封已久，不易查阅，甚至不为人知。但是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仍然被忽视，未能为研究者阅读和使用，则是让人费解的事情。 郭沫若从1928年初起流亡日本近十年，这在他的人生旅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完成于这一时期，他在翻译领域的活动、在文学创作的某些方面，如：自传、历史小说、旧体诗词的写作，以及书法创作等等，也都是卓有成就的。他在这一时期的人际往来、社会文化活动，甚至延续、影响到他此后几十年的人际关系构成以及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方式。可是，这十年又是郭沫若生平史料最为稀缺的一段历史时期。除了那些出版发表的文章著述，人们几乎难以对郭沫若的十年流亡生涯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描述。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一批非常重要的文献史料：《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经中日学者共同努力整理出版了。这一批书简，辑录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父子三人的229封信函(该书实录230函，其中一函系整理者误识)。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在1997年末即已出版，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有关郭沫若在日本前后20年(包括留学时期)生涯中最集中、数量最多，也应该是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批文献史料。包含了郭沫若自1931年至1937年归国前夕流亡生涯方方面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文化活动、出版、出行、人际交往……然而，《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出版之后的十余年间，居然几乎没有被研究者所关注，更不要说去仔细阅读和在研究中使用了，至今仍大致如此。有从事郭沫若研究多年的学者，甚至在十余年后才想到要去了解这是怎样的一批书简。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应该是郭沫若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缺失了对这样一批资料的历史阅读，如何能够将这一方向上的学术研究深入展开呢？事实上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是可以填补郭沫若研究空白的课题。 与怎样阅读郭沫若相关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从相反的意义上给我们以提示。 晚年郭沫若，是一些研究者很关注的课题，也是许多学者轻易不去触碰的题目。不去触碰，主要是觉得还缺少足够的史料，特别是一些关键性史料来更有力地支撑学术思考。而有些研究者却轻易地凭一些作伪的史料(书信)，得出一些貌似有见地、貌似见他人所未见的论断。其实这些研究者至少并非全然不知其所用史料在真实性上存在严重问题，但他们仍然固执己见，因为这些作伪的史料能非常契合于他们所希望获得的某种见解。这倒是从反向说明了他们也很重视文献史料之于学术思考、学术判断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研究，非但不能促进郭沫若研究深入发展，反而会适得其反，让研究走入歧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二错误见解的提出，而是会助长浮躁的、不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滋生，有害学术的进步。历史是“活的”，可以由后人，由研究者评说，但需要建立在对“死的”编年史(文献史料)科学严谨的阅读、考察、认知的基础上，不能随意评说。否则，所谓“活的”历史，可能只存在于臆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