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9-01-004 “九一八”之后，鲁迅关于抗日问题，发表了不少言论。直到辞世，这种言论一直在继续着。当然，鲁迅比较多地就抗日问题发表看法，是在“九一八”以后的一段时间和日军占领山海关以后的一段时间。1931年12月25日，鲁迅在《十字街头》发表了杂文《“友邦惊诧”论》，后收入《二心集》。《“友邦惊诧”论》是鲁迅在抗日问题上特别著名的文章，在整个鲁迅杂文创作中，也是十分独特的篇章。《“友邦惊诧”论》的写作背景和思想内涵，值得专文探讨，故本文不予涉及。1933年1月初，日军攻陷山海关，北平处于危急中。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平文物中特别珍贵者迁移至南京、上海。山海关沦陷，也使北平市民陷入恐慌。北平的大学中，部分学生不等期末考试结束即逃离北平、回到家乡。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禁止学生自行逃散。鲁迅将文物大举南迁与禁止学生逃散联系在一起，写了多篇文章。1933年1月24日，鲁迅写了《逃的辩护》，为学生的逃离北平申辩，后来收入《伪自由书》。1933年1月3日，鲁迅写了《学生与玉佛》，对国民政府急忙迁移玉佛一类值钱文物却不准学生自行逃散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1933年1月31日，鲁迅写了杂文《崇实》，仍然将北平学生的被禁止逃散与文物的被迁移放在一起谈，强调学生之所以不被允许逃散，乃是因为不值钱之故。后来收入《伪自由书》。1933年2月9日，鲁迅又写了杂文《战略关系》，其中在嘲讽了国民政府对日软弱的同时，也论及北平文物的搬迁和学生的逃散，后来收入《伪自由书》。鲁迅与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的关系，也值得专文研究，故本文也不谈论鲁迅关于北平文物迁移的言论。 鲁迅在抗日问题上的言论，几乎都是批判性的。批判的矛头有两种指向：一种是指向普通民众，批判社会上“做戏”式的抗日姿态。“九一八”之后，社会上抗日热情高涨，但在鲁迅眼里，广大民众的抗日姿态，常常不过是一种表演。另一种，则是指向国民党官方，指向南京国民政府，批判政府在日寇欺凌面前的妥协、退让。 鲁迅对国民性中劣根性的一面，异常敏感，坚持不懈地予以批判。日本的侵华，实际上给了鲁迅一个新的观察、研究、认识国民性的角度。对于在“国难声中”所表现出的国民性中的劣根性，鲁迅的批判当然是深刻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日本的侵略面前，的确是妥协、退让的。对之不满和批判者很多很多。鲁迅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政府的批判，总体上当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无论是在民众方面，还是在政府方面，鲁迅所指批判的某些现象，实情并不完全如鲁迅所认知的那样。本文对一些为鲁迅所批判的现象做些考辨。 一、南京请愿学生的溺水而死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在南京的请愿示威活动风起云涌。以大学生为主体，也有中学生加入请愿队伍。南京本地的学生到国府等地请愿自然很方便，外地学生也有组织地、大规模地、一次又一次地奔赴南京。学生请愿的主要诉求是政府奋起抗日。请愿活动，一般是各校学生自行进行，某所学校的学生到南京后，便以学校为单位到国民政府或中央党部请愿。但1931年12月中旬，各地学生汇集南京，采取了统一行动。以青岛大学学生身份参加了12月中旬请愿活动的赵昌蓉，后来写了《山东青年学生赴京请愿片断》的回忆文章。山东的学生乘火车到南京后，先是住入了南京中央军校，三天后，随同平津等地同住中央军校的学生一起迁往中央大学。赵昌蓉说：“12月中旬，上海、交大、同济、复旦、沪江、暨南、东亚体专、河海工科大学、浙大近两万人先后来到南京，也住在中央大学，随后安徽、武汉、长沙各大学的学生也到达南京。”“17日，各校大学生共约三万五千多人的示威队伍，于九时从中央大学出发。”学生沿途拦住汽车，写上抗日标语后方放行。学生还在政府机关墙壁上写上标语。“到了中央党部，已空无一人，经过外交部又砸了第二遍。”[1]所谓“又砸了第二遍”，是因为此前请愿学生曾把外交部砸过一遍。当时的中央大学学生徐
在《“九一八”后南京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琐忆》一文中说，这一次总示威中，学生冲进了位于浮桥的《中央日报》社，“捣毁了排字间，砸烂了印刷厂”[2]。在这样的情形下，警察与学生当然会发生冲突。混乱中，一个学生落入珍珠河淹死。 鲁迅在几篇文章中提及这个学生的溺亡。 1932年1月8日，鲁迅写了《“非所计也”》，发表于《十字街头》第三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文章的起因，是前一天《申报》上登出了几则“要电”“要闻”。一则“要电”说外交部长陈友仁与曾任日本驻中国公使的芳泽谦吉“友谊甚深”，而芳泽回国任外务大臣，东北问题“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解决”。另一则“要电”说：“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而同日的《申报》又用“要闻”披露“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挫败，非所计也。……”同一张报纸上同一天登出这三则消息，当然很滑稽。鲁迅嘲讽了中国人以为陈友仁与芳泽的所谓“私人感情”可影响中日关系大局的思想。至于锦州失守，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鲁迅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