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8)06-0108-08 DOI：10.13718/j.cnki.xdsk.2018.06.014 清朝为何灭亡？民国如何肇建？在翻云覆雨的民国政治舞台上又演出了一幕幕怎样的悲喜剧和闹剧？当遭逢巨变的民众尚在错愕之时，一些小说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对波谲云诡的时代进行了“历史演义”。1920年代，中华民国肇建不久，一批书写民国历史的演义小说纷纷问世，如陆律西《中华民国史演义》(1922)、蔡东藩与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蔡著于1921年，许续于1929年)、陶寒翠《民国艳史演义》(1928)、许啸天《民国春秋演义》(1929)等。这些小说多以晚清民国史事为材料，以演义笔法敷衍而成，讲述民国的创建与挫折，展望民国的未来走向。这些民国演义被陈子平[1]和范伯群[2]25以“时事型”历史小说名之。其实，“时事小说”并非近现代才有，早在宋元勾栏说话中就有一种“新话”，专说新近发生的朝政大事。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剿闯小说、辽事小说等，也多属此类。欧阳健认为这些在与历史事变极为贴近的距离中写成的小说，就是“时事小说”[3]226，虽写时事，但就文体和品格而言，仍归于“历史小说”一类[3]228。“时事”与“历史”看似矛盾命名，折射的却正是这类小说丰富与驳杂的面相。 对于“时事型”历史小说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小说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解释。欧阳健指出，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之所以兴盛，是由于长达三四十年动荡时期严酷现实的紧迫感与痛切感，使得人们已没有心思讲述年代久远的故事了；以社会上令人关注的焦点为推动力，小说家以最快速度写出作品，以期对时局产生某种影响[3]226。陈子平认为许啸天《民国春秋演义》、张碧梧《国民党北伐演义》等历史小说都有“纪实性”“新闻性”笔调与强烈的“现实性”参与，从而使“小说”中的“历史”成为作家主观描摹的对象，以达到“启蒙”“鼓动”及“配合时事”的效应[1]。 演义民国的“时事型”历史小说在1920年代蔚为大观，离不开政治时局的巨变与小说家以文学干预社会的启蒙立场。但是，这些被归入“通俗小说”范畴的民国演义之作，一般并不以启蒙和鼓动见长，它们多是面对大众化的读者市场。陈建华认为，近代以来上海通俗文学服从的是“印刷资本主义”[4]的市场逻辑。民国演义书写历史并消费历史，与其说这些文本反映了社会时局与历史变迁，不如说从它们如何叙述民国故事的姿态中，折射了不断变化着的历史兴趣、不同形式的历史倾向、历史所提供的各种经历以及人们如何消费历史[5]。这些民国演义及时迅速地将时事文本化、历史化，将琐碎零散的事件编织成有因果序列的故事，围绕小说形成了一个亲密性的阅读共同体。这个亲密性阅读共同体着意于提供一种可供大家分享的故事经验，以及关于未来图景的展望。这个共享的文化空间既制约着读者看待历史事件的眼光与立场，也决定着他们阅读与建构文本的类型期待与叙事成规。于是，与这个阅读共同体的类型期待与趣味模式相应，这些通俗演义文本主要诉诸政治问题道德化策略，人物高度脸谱化，忠奸正邪截然对立，同时以传奇化、香艳化来消解历史的沉重感。唯有回到民国演义的生产和消费语境，探究其叙事成规、审美趣味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环境与传媒生态，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与传统“时事小说”相异的现代性质素，明了它们是如何从世俗立场来达成“启蒙”和“鼓动”的效应，进而触摸到其复杂而斑驳的内在纹理。 一、书写时事、赋予意义与亲密性阅读共同体 19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各种军政人物、利益集团如走马灯般来来去去。对普通民众而言，遭逢这样变幻无常的时代，日常生活的重复与安稳一再被打破，“民国肇建，开千古未有之局，虽为时仅及十稔，而事变迭乘，日新月异已使人脑筋中有应接不暇之势。如洪宪帝制，宣统复辟，议会之捣乱，武夫之跋扈，女子侈说自由，战争视同儿戏”[6]自识2。价值理念处于动摇之中，正如蔡东藩所感慨：“自纪元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靡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7]蔡序1何为是？何为非？“经过许多政局的变相，却似五色玻璃映在太阳光下，反射出无数杂色的光线来，再也看不清楚哪一种是真正的颜色。”[8]泗水渔隐序1在此变局中，普通民众内心的焦虑、彷徨、困惑可想而知。为了应付不断新变的环境，读者既欢迎那些以批评嘲谑来纾解压力的文字，也需要一种能够书写、解释所遭逢事件的“故事”，民国演义就是组织和解释过去的一种“故事”方式，叙述了我们如何变成我们现在所是的故事，将现在定位为连续性的一部分，并且指向可能的未来[9]。解释过去，指向未来，将晚清民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演绎成叙述者与读者大众共享的历史体验与阐释，正如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广告所称：“海内人士取而阅之，不特可以念过去之潮流，并且可以测未来之趋势。”[10] 与演述古代历朝的演义不同，民国演义有其“时事”一面，历史事件往往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相当切近的“过去”。这些经历带给作者直观体验，决定了事件如何取舍与编排，对民国成立以来政局纷乱的不满无疑是小说家们的共同体验。蔡东藩说：“咳!好好一座中国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7]第一回3宣称打倒清朝专制的民国，并没有兑现民主共和的承诺，反倒落入强者为王的丛林世界。在混乱纷繁的政治时局中，作者与读者同样都是被动的承受者，小说文本传达着共同的不满、恐惧与期待。正是在对共同经历的时局事件的着力书写与对共享的历史体验的有意阐释中，作者与读者建立起了亲密性的共同体关系。这种亲密性共同体关系决定了民国演义独特的叙述姿态：叙述者往往在小说中现身，或为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或不断对事件、人物加以点评。这些现身的叙述者，并不热衷于高高在上的说教或冷静客观的描述，而是采取与读者平等交流的亲密姿态，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叙述者与普通民众同样是无能为力的升斗小民。陆律西《中华民国史演义》叙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南北矛盾加剧，陈其美在沪上发起讨袁战争，传言枫泾镇最为吃紧，作者以亲历者身份叙述自家避难经过：自己此时正就事沪上，眷属则住在枫地。得此警耗，即日回枫接眷，但淞沪段路轨，已为军队拆毁，以防浙军东来。由枫至沪，非但火车不通，并小火轮亦难开行，交通完全断绝，惟西行之火车尚可通行，只得购票至嘉兴，由嘉兴乘小火轮赴苏州，再搭火车到上海。全家眷口经此周折，已觉跋涉不易，而到上海后欲觅一容膝之室尤为困难。但见大街小巷中，横躺竖卧，男女混杂，几乎没有插足的地方，皆是避难之人，这锦天绣地的洋场，顿时变作罗刹地狱[6]第十三回68-69。许啸天《民国春秋演义》更是让“许啸天”作为小说人物参与各种革命活动：加入复古会(后改名光复会)，与秋瑾一起在大通学堂教练军队，绍兴知府贵福派兵包抄大通学堂，“那竺酌仙、王金发、陈毅、许啸天、姚勇忱一班人，一齐抢进屋子里，拉着秋瑾，便向大门外逃去”[8]卷二第二十一回55；和任天知、王楚刀等在上海创办“新派剧场”宣传革命；他还“担任了浙江光复会的敢死队”，挟弹直入巡抚衙门，“顿时炸弹爆烈，火光直起”[8]卷三第三十五回19；作者甚至将第四十二回命名为“王金发撤销督府，许啸天受惊越城”，在上海举行的徐锡麟、陶成章、陈墨峰、马子畦四烈士追悼会上“宣读许啸天起草的陶、徐、陈、马四烈士传”[8]卷三第四十二回95。叙述者不仅与革命志士共同奋斗，而且作为幸存者记录下了历史过往。这种把自己写入历史的“立此存照”式笔法，无疑会让读者感到亲切与信任。其他如《民国通俗演义》《民国艳史演义》等，叙述者不时对历史人物、事件加以点评，提醒读者注意书中人物的隐秘心理、事件发展的背后原因及影响，并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非常重视与读者的互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