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时代小生产者问题，学术界已有关注，但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却众说纷纭。文学研究能否提供不一样的角度？是否有更合乎历史实践的结论？这是检验研究真理性的关键。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在保持自身研究传统的同时，试图突破学科知识局限，尝试在社会史、文明史乃至全球史视野中关注现当代文学与历史的对话。这种研究受到最大的质疑就是该研究方式与历史学研究或社会学的界限模糊，被批评为“史学化”倾向，其文学研究独特性和优势在哪里？本文以赵树理合作化小说中的小生产者转型为问题中心，通过合作化前后“分家”叙事，考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进程中的编户齐民。此方法试图说明，文学不只是历史研究的佐证，不只是思想史的资料，文本和历史文本具有相互生产的互文性，文学文本不仅保留了历史的残余，还保留了历史灰烬中的“气味”，仅仅将历史的灰烬拼贴为一个整体是不够的。对于坚持为“纯文学”辩护者来说，应该牢记现实主义的不同传统和脉络，正如奥尔巴赫在《模仿论》中指出，以《荷马史诗》为起源的“一目了然”的文学形式和《圣经》文学传统的“含义模糊”的形式截然不同，诠释者所要采取的批评方法也应该不同。而对于前一类紧紧嵌入历史现实中的文学来说，分析小说的“写什么”，其实就是在分析“怎么写”。 一 小户增多与小生产者的衰落 抗战前的山西，征收田赋，还是前清的粮银制，每年夏秋两次完粮收税，县司法警察不喜欢这催粮的差使，因为比起刑事案件，油水不多，还要跑路。县警崔九孩负责下乡催粮，因该地是个偏远小村，他依照惯例，雇了镇上煎饼铺里的小伙计代劳，小伙计手拿办案工具—拘票、铁链子、铁锁和手杖，来到该村，按名单找人，其中有一户叫“张天锡”的，一打听，这个户主几十年前就死了，其后人在县里当局长，小伙计因不懂“规矩”，没要到张家的欠粮，反而吃了张家的耳光。最后崔九孩来张局长家赔罪，另拘捕了村中下等农户孙二则，敲诈了5块银洋，吃了顿大餐，放了孙二则，回县里交差去了。 这个故事来自赵树理小说《催粮差》，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曾经是民国村治模范，其官僚系统却如此混乱不堪，司法警察户籍簿上的农户，死了几十年了竟然还没有更改。县警下乡，对权势人家得让三分，只能去压榨村里贫穷无告的小户。人口统计、土地堪舆是国家重要的治理手段，户名不符，户籍管理松散失效，国家政权则没有实际占领该地。大村村民对催粮交税并不放在眼里： 要从票上看起来，有些很厉害的话，什么“……拖延不缴，殊属玩忽，着即拘究……”好像是犯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不过除了一年只进两回城的乡下人，谁也知道这不过是个样子，有势头的先生们根本不理；大村大镇的人们要是没有多走过衙门的，面生一点也不过管顿饭或者送一顿饭钱，只有荒僻山庄，才能有一点油水。可是这名单上写得都是前几辈子人的死人名字，又查不出有没有山庄上的户口(在县政府的粮册上改个名字，要写推收帖子，还要花些小费，因此除了买卖田地外，上世人死了也不去改名字)。① 改户名要收费，官家编户的“闾账”与实际人口严重偏离，可见乡村管理的失效。中国自汉代便开始编户齐民，以求人地相称，为征兵、徭役、纳税服务。 户口人数的变化和生产力、生产关系密切相关，这也是不同朝代税收和土地政策变化的结果，在宋代宗法制复兴之前，乡土社会的主体便是这些小规模经营的小家庭，宋以后中国乡村仍以小家庭为多数，户平均人数在2～3徘徊②。明清以后宗族大户逐渐减少，底层上升的通道收窄，小户人家增多。上文的“大村大镇”和“荒僻山庄”透露出中国传统乡村人口分布并不均匀，有人多势众的大村，也有三两户聚居的小自然村，两种村庄应对官方的力量也不同。 明清之后小户人家通过科举成为大户的概率更小。研究表明，因战乱导致人口减少、经济困顿与医疗落后，中国传统普通家庭成年子女并不多，几十口的大户人家虽然是梦想，但现实中的平民家庭人口数并不多，因为生养困难，婴儿成活率低，都会造成贫民家庭人口更少。根据王跃生对山西冀南农民家庭子女数量的研究，土改前的各时期，每个家庭平均有3个成年子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③，《小二黑结婚》《登记》《锻炼锻炼》等小说中的家庭人口印证了这个结论。民国经济危机和科举中断等种种原因，造成宗法网络逐渐丧失其组织农村社会的能力，加剧了大户、小户的分化。 因此户是农业生产与生活的最小单位，观察中国小农社会基本结构，“户”的大小很重要，黄宗智认为历代王朝的兴起，都和小农经济重新确定有关，国家对自然村的治理“通过小农和地主制两条腿走路”④。从“户”的角度来理解，小农即小户，地主多是乡村大户，地主制属于士绅精英系统。20世纪早期由于小农的“半无产化”，乡村共同体结构几近瓦解。一个小地主，很容易在分家析产后，下降到中农地位。又因为土地经济越来越薄弱，有土地的户主也会贫农化。黄宗智进一步指出，民国时期一个完全无产化的长工的工资，在自己膳食之外，只够用于一个成男的口粮，不足以维持一个生子家庭。所以“一个‘无产化’了的雇农，一般只可能是光棍一个，而成为他家最终的一代”⑤，民国的成年男人娶不上老婆，成为“光棍户”是正常现象。现代文学中出现了流氓无产者形象，阿Q依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因其劳动所得不足作为男户主再养活一妻一子，所以阿Q向吴妈求婚遭拒也是必然，赵树理小说中光棍户更多，《李有才板话》中的长工李有才，“一身一口，没有家眷”，一个人饱全家饱。《三里湾》中的满喜，《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敲钟人老宋，《有个人》中的金锁，《福贵》中的长工老领，《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长工老驴，一辈子做着主人给他娶媳妇的梦⑥，这样的经济结构造成乡村中光棍户增多，《有个人》中王之助三个儿子，却都娶不起媳妇，“不但依旧是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女孩儿嫁给他们，而且仅有的五亩地还卖了二亩”。因日子过不下去而背井离乡的，古代称之为“逃户”，《福贵》和《有个人》都是山西逃户的故事，因被强迫做邻闾长而背上高利贷，最后不得不别妻弃子，四处逃债，逃户的都是贫穷小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