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又称考证、考核等，是古典学术研究中鉴别史料、解决具体问题的一种学术传统和方法。其基本内涵是在广搜材料的基础上，对史料或史实的本源、流变、时地、真伪、是非、异同等进行探源、疏通、索隐、纠谬、考辨，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或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当把这种方法提升为一种“方法论”或“学问”时，就称其为考据学或考证学。考据(证)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考据(证)学可包含古典文献学的所有领域及其治学方法，如人们常把“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辞章之学”并举。狭义的考据(证)学是指古典文献学或朴学的一个分支，或指考据(证)方法的运用，如江藩《经解入门》中把考据与目录、校勘、训诂等并举。历史地看，考据(证)学又可分为传统考据学与现代考证学。前者主要以文献证文献，后者则在文献之外还采用其他材料(如地下文物)，同时吸收现代史学、逻辑学相关成果，最终形成新的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离不开考据(证)学传统，但如何评判、借鉴古今考据(证)学的方法，并考察这些方法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适用性等，就成为值得深究的重要问题。 一、兴衰历程 继宋明理学之后，传统考据学在清代乾嘉时期走向全盛，道咸时期开始趋向衰落。进入20世纪以后，考证学在由传统考据学向现代考证学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次盛衰轮回，于二三十年代呈现出一派兴盛气象。此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西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都是考证学走向兴盛的原因和证明；更有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顾颉刚、钱穆等一批大师及其考证学术成果出现；还有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设置都偏重于考证学，甚至出现具有考证学风的刊物(《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之名源于乾嘉考据大师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出版社(朴社即源于朴学)。①因此，早在20年代初，抗父(樊少泉)就称赞“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②其实，这一时期考证学兴盛更重要的表征是实现了现代化转换，使传统考据学发展成为现代考证学。胡适早年有一则《“证”与“据”之别》的日记，认为“吾国旧论理，但有据无证。证者，乃科学的方法，虽在欧美，亦为近代新产儿”。③据此可以言，所谓转换就是从重“据”的考据学向重“证”的考证学的转换。考证学的新变当然有研究领域或取材范围的拓展，如由经部到子、史、集等，从地上文献到地下文物，重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还有甲骨文、汉晋简牍、内阁大库档案、敦煌文书四大新史料的发现，等等。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哲学、史学、逻辑学、科学观念的冲击下，现代考证学完成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如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概括出三互证法并发明诗史互证法，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法，顾颉刚独创层累式考证法，傅斯年总结出史料比较法，等等。另一方面，在西方学术思想的烛照下，梁启超、胡适、陈垣等还发现，朴学其实已具备“科学”的精神，给予传统考据学以新的阐发。理论和方法的新发明、新阐发反过来也推动了现代考证学的发展。另外，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如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等在30年代的成就和独立成“学”也从侧面印证了现代考证学的鼎盛和辉煌。到40年代，考证学的独尊之势甚至招来了学界的非议，如蒙思明1941年撰文认为，考据“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金字招牌之下，……竟变成了学界唯一的支配势力”，“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竟使史学的正宗，反而变成了外道邪门”。④程千帆也指出当时多数大学中文系之教学，皆类偏重考据。他说：“此自近代学风使然。而其结果，不能无弊……师生授受，无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诸点，涉猎古今，不能自休。不知考据重知，词章重能，其事各异。”⑤ 50年代以后，为考证学作出贡献的主要是一批三四十年代受过严密考证方法训练的学者。在港台，出现了严耕望、饶宗颐等大家，而大陆此期的考证学则在挫折中有所发展。俞平伯、周汝昌等的《红楼梦》研究本应是考证学的重要成果，但50年代中期由《红楼梦》研究而引发的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几乎全面否定了现代考证学。但是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强调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又使大陆的文史学者拥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使现代考证学的发展进入新境界和新阶段。如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学考证、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考证等都为现代考证学的发展提供了具体成果，其他如陈梦家、徐中舒等亦有重要贡献。 80年代以后，史料学派重返学术中心地位，考证学在文史研究中又得到重视，有人甚至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傅杰编)、《趣味考据》(王子今编)等考证名篇选集的出版，显示了学界对考证学传统的回归意向。学界也出现李零的《中国方术考》等新的考证学代表作和陈其泰主编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等现代考证史研究著作。在方法上，也有人总结了“四重证据法”、“时空四维考辨法”等新的考证法，体现了这一时期考证学的新发展，却似乎难以再现现代考证学的辉煌。因为新的西方史学理论、文学理论的引入，给中国的文史研究带来更多融汇性特征，考证学风似乎无法再在学界形成独尊之势。尽管如此，考证学方法仍是文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通常用于古典文史研究的考证学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影响。较早的现代文学研究因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同步性，故多是即时性批评，在20-40年代，虽已有人从事现代文学的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研究，也出现如林辰的《鲁迅事迹考》(1949)这样有代表性的考证学著作，但当时没有明确提倡现代文学研究的考证学方法。最早明确提倡现代文学考证性研究的是60年代初周天发表的论文。他总结说：“一动手整理资料，考证的问题就会马上跟踪而来。”这包括“作家的生平、生活历史、作品原型进行必要的考证”，“作家笔名的考证”，“现代文艺书刊的考证”等。他还说：“现在考证的文章不多”，可能与人们“划不清繁琐的考证和必要的资料考证之间的界限有一定的关系。不能为正确的研究工作服务的繁琐考证永远是我们所应该反对的，因为这会把研究工作和资料工作引到狭窄的死胡同中去；但是，却不能由此向前多走一步，连必要的资料考证也一起反对掉。”⑥这里有对50年代中期批判胡适考证学思想的回应，也反映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对考证方法的顾忌和这类研究的匮乏。尽管如此，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仍有少数现代文学目录著作和资料整理集与考证有关，也有少数考证文章发表，如仲乐(陈诵洛)的《鲁迅日记一部分的考证》(《光明日报》1951年11月24日、12月8日)。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新高潮的到来，《新文学史料》、《文教资料》等杂志的创刊，考证学方法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尤其在鲁迅研究、现代作家笔名研究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代表性论著，如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1979)、陈漱渝的《鲁迅史实新探》(1980)、王景山的《鲁迅书信考释》(1982)、李允经的《鲁迅笔名索解》(1980)等，还有关于“杜荃”是郭沫若笔名等考证性的论文。此期极力倡导考证学方法的是朱金顺，他在论著《新文学资料引论》(1986)中专设“考证篇”，并发表《试说新文学研究与朴学之关系》的论文，又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提出对朴学方法的继承问题。樊骏于1989年发表《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的长篇论文，也谈到考证的作用和价值问题。然而，此期的考证成果和对考证学方法的倡导，并未引起年轻学者的重视和响应，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90年代。90年代的现代文学考证论著代表作有朱金顺的《新文学考据举隅》(1990)、陈福康的《民国文坛探隐》(1999)等。在90年代读书界的书话热中，姜德明、倪墨炎、陈子善等人的书话著作中也有不少现代文学的考证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