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8)03-0089-15 在近代以来世界工业经济与高等教育互动历史上，始终有个疑问：一个国家的工业经济究竟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崛起而繁荣，还是高等教育因为工业经济的发达而崛起？简要回顾各国历史，似乎很难找到一种规律性认识。如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与牛津、剑桥等大学基本没有直接关联，作为工业化象征的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瓦特的蒸汽机和斯蒂芬森的火车等大多是由木工、钟表匠、机械师甚至学徒工发明的。19世纪末德国工业的崛起是否得益于其世纪初兴起的、以探究高深学问为鹄的的研究型大学，要获得确凿的证据也不容易。进入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为世人所瞩目，它究竟是美国工业经济的产物(工业经济的体系与发展为其崛起创造了契机)还是研究型大学缔造了美国发达的工业经济？显然这也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本文仅仅选择一个具体主题，即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美国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关系，尝试对其生发与演变轨迹予以梳理与分析，以揭示遁隐其中的某种关系逻辑。 之所以关注这一主题，就现实角度而言，正如人们所忧心与焦虑的，无论中外，今天的研究型大学似乎再次陷入历史上发生过的转型危机。1990年代冷战格局瓦解，一度消除了人们对全球范围内发生大规模战争威胁的担忧，但它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激化了一个所谓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经济的全面竞争。出于对效率和质量的空前关注，更是为了提升和维持其在经济与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和优势，西方各国政府纷纷确立了带有市场或准市场导向的公共治理格局，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政府、社会与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关系构型，进而引发了大学办学及其运行模式的变革与转型。萨姆(Chanphirun Sam)等学者认为：在欧美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轨迹中，先后形成德国洪堡模式、法国拿破仑模式、英国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和美国的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美国模式尽管目前依旧颇具影响力，却与欧洲其他几种模式一起面临着向创业型大学模式的快速转型。这一转型虽然并没有彻底颠覆既往传统，但它堪称融入了“第三使命”的一轮新的“学术革命”，即在传统的教学、研究之外，服务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技术转移”、大学与工业界合作、研究的商业化取向等特征愈加凸显，甚至大学本身将扮演一个创业者的角色。[1]对于这种大学模式转型趋势和定位的预判，尤其它是否具备扮演该角色的能力及其合法性，目前尚存在争议甚至更多的是质疑和批判。本文尝试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关照对此展开分析，其目的不仅在于以事实为据澄清相关认识，而且希望对目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困境话题的持续高热做一回应，从中或可获得些许有益启发。 一、战时应变：关于基础研究说法的由来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的区分，并理所当然地把大学视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然而回到历史就会发现，基础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它最早源于二战后美国科技政策与制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布什(Vannevar Bush)的策略性倡导，是他根据特定情势提出的一种颇有政治或权宜意味的说法。 二战爆发之前的欧美世界存在科学与技术的区分，但所谓的学院科学更多指向一种基于兴趣驱动与抽象理论的偏好，是旨在探究自然之规律和原理的纯理论研究(pure research)。在传统大学，这种纯理论研究与技术的实用没有任何直接关联，或服务于德国研究型大学学者的自由与理性精神培养，或满足英式绅士教养与情趣陶冶的需要，或配合法式公职人员的训练。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纯粹科学与技术之间完全隔绝，譬如，19世纪德国化学工业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大学实验室中化学理论研究的成就。1885年，后来获诺贝尔奖的慕尼黑大学教授贝耶尔(Adolf Baeyer)合成靛蓝，从而让德国迅速成为世界染料工业的主导者，其成功随后推动了德国大学化学科学研究与工业间的合作。[2]但是历史地看，科学与技术这种关联的发生并非带有明确目的的有意为之或组织化与制度化结果，而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与偶然性。至于这种偶然性背后是否存在一种必然性，理论或逻辑上是成立的。如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在论及科学与技术关系时指出：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一种互动联系，科学为技术的开发提供一种理念上的可能性，研究工具与实验室技术和分析方法可以为工业设计提供方法；科学可以为新技术研发提供有效策略，等等。[3]但是，这种逻辑要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却必须借助特定的环境和制度；离开特定环境甚至特定事件所打开的窗口，两者关系的发生更多还是一种随机或潜在的可能性。 至少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大学的纯理论科学与技术之间有目的性或组织化的联姻缘起于1862年美国颁布的莫利尔法案(Morrill Act)。针对当时高校过于关注古典文化与理论科学偏好的取向，联邦或州政府以投资方式倡导赠地学院建立众多农业实验站，以提供满足地方农业发展需要的农科知识与机械技术及其人才。以此为开端，美国大学开始有了重应用的农学和工程科学。即使如此，技术从来不是大学的长项，也没有成为当时大学内部学者的偏好。西利(Bruce Seely)认为：1900年以前，美国大学的工程学院很少做理论研究；在1900年之后相当长时间，虽然有少数教授开展了一些工程方面研究，但也多指向现实问题的解决，如废水处理、铁路修建、电力传输和地方矿资源开发等，主要面向政府、农场主与企业，更多承担的是咨询角色。[4]简而言之，大学在当时缺乏追求应用与技术研究的内在动力，即使存在少量的研究，也是因为政府出于公共事业需要所施加的外在压力、工业部门为赢得利润而以回报所施与的利益诱惑。真正对技术研发甚至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具有特别偏好的是工业部门以及各种民间基金会组织，他们才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推动美国工业界技术与产品在20世纪初崛起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是美国各大公司工业实验室创设的关键期，如1900年通用电气建立了中心实验室、1902年杜邦创建了东方实验室、1904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创建的贝尔实验室。[5]这些工业实验室随后所从事的大量技术研发以及基础理论研究不仅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和百年兴盛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后来美国各大企业部门对科技研发的重视起到示范作用。迄今在美国，依旧是工业界的研发部门而非研究型大学构成应用和实用科技发展的核心与主导力量，甚至在部分基础研究领域如生物、医学等也保持领先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