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8)05-0122-13 一个社会人，是用文字相互交流的理性人。就产生的时间顺序而言，说话先于文字。两者的区别在于，说话是原始热情冲动的直接产物，它的原生形态，乃出于兴奋、害怕、愤怒等原因而导致的喊叫，有声调、强弱、长短等节奏变化，它们是最早的歌曲或诗歌。显然，说话是活生生的、直接在场的。文字产生的初衷是记录说话，以免忘记或弥补记忆能力的不足。文字或者书籍，它们本身没有温度并且超越时空，其特征是一般性或普遍性，无数的人可以同时读一本书并且从文字本身获得启迪式的感动，但这后一种“温度”明显区别于现场说话的“温度”。当我们区别说话与文字时，先要注意两者都是“交流”，都有“温度”，但字面的相同阻碍了我们更深的理解力：它们是多么不同的交流与“温度”啊! 以上思路，主要来自卢梭《论语言的起源》①一书。他说“说话”先于文字，作为读者，我们凭借本能的直觉，几乎立刻会认定他的假设是“正确的”。但是，就像争论几何学的起源(谁是第一个几何学家？)一样，卢梭的假设不可能在耳闻目睹的意义上获得实证，那么其科学性何在呢？其科学性就在于，有不需要通过实验就能证明的科学真理，否则“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就无法成立了，它之所以成立，来自科学观测基础上的逻辑推论。那么，现场观测仍旧是科学的基础。可是，在观测的是人的感官而不是猫的感官。换句话说，人类的所谓科学，受限于人的感官以至于人的心灵想象力。于是，我真正想说的两句话登场了：第一句：当代的社会人只要对自身观测的态度连同言行举止一起改变，就可以立即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头脑的原始人——这个新学术领域里的研究，前景广阔；第二句：哲学与科学的原创性，来自做假设的能力，也就是科学想象力，文学艺术领域可以拟比为“塑造形象”或“讲故事”的能力，这使我们返回最初的混沌状态，而不是模仿的状态。 社会在使人文明的同时，又使人堕落——这两点只凭直觉就知道它们所描述的情形，实事求是!由于人早就脱离了原始人状态成了社会人(或“文明人”)，对于社会人来说，最好的世界和最坏的世界，永远是同一个世界。这情形非常荒谬，就好像人们在世界上遭罪就是在享福，反之亦然。现在我想到一种能在最大限度上摆脱这种荒谬的办法：做一个社会人里的“原始人”：我具有了文明人的能力，但我现在真能做到“摆脱”②(是精神意义上的摆脱)我身上的社会性，成为一个“文明的原始人”。我具有文明人必备的远见、想象力、焦虑感等，但又确确实实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闹市之中的“原始人”。 如此的“原始人”亦可称为以特立独行方式生活的边缘人。“特立独行”在学理上具有“非社会性”，这种“我行我素”无视他人目光的生活，用一个现成的词叫“孤独”。这种文明的孤独状态之原始鼻祖，例如古中国的庄子、古希腊的第欧根尼，近代大哲卢梭。卢梭的描述生动细致。和卢梭一样，叔本华、尼采、梵高也是该状态的身体力行者，它在20世纪的“生存哲学”中得以延续。作为“非官方的”最有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50年代以来始终鼓励这种不甘平庸(合群或社交几乎被视为平庸的外部特征)的先锋精神，它具有实践想象中的孤独感之特征：从加缪的《局外人》到萨特的《恶心》，从勒克莱齐奥③的《大地上的陌生人》到迪伦④的个人回忆录《像一块滚石》。用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词形容这些社会边缘人：“垮掉的一代”。所有这些，都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另类解读。 卢梭认为说话先于文字，一个重要依据，是说话比文字更热情。说话是肉身的，例如节奏、语气都是活生生的，最初的说话与呐喊唱歌几乎不分彼此，而诗歌首先是歌而非文字。文字产生的动力，却首先是交流意思的需要，进而是广义上的“说理”。当卢梭指出说话直接出自表达热情(例如极度兴奋或愤怒)时，事实上他所谓“热情”与“本能”(身—心的本能)是可以互换的，即使他很少使用“本能”这个字眼，但他所谓“天性”或“天赋”，其实指的都是本能，这是人之为人(人性)的本质。 不能简单地在“热情”与“娱乐”之间画等号。所谓热情，就是广义上的一切感情。感情里面什么都有，就像盘古开天地之前的混沌状态(就像哲学是关于一切学问的学问)。逻辑或者说理，是从感情中派生出来的“思想”中的精华。可是，就像虽然人类已经不同于自身之外的一切其他动物，但毕竟还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虽然逻辑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感情，但其中仍旧有某种普通人难以察觉的特殊的感情。这两种“特殊”也可以也“痕迹”，往往被人们熟视无睹，这就失去或者遗忘了人的本质特征即热情——它同时也是人活着的初衷与目的本身，人活着并非是为了活得“正确”。 卢梭在晚年的未完成著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以下简称《遐想》)⑤中，实现了这样一个身心实践——他使自己完成了从“社会人”到“自然人”的转变。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漂流记》是虚构的，而卢梭则把自己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鲁滨逊。 但是，卢梭的遐想是文字作品，这个想做“原始人”的社会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就像福柯写成了《癫狂史》一样自相矛盾。按照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的说法，文字相当于根据人的尸体描画人的模样⑥。语言文字自身已经意味着是一种社会组织，它谈话与书写，是为了与人交流思想感情、是为了相互理解。说话是面对面的交流，书写是远距离的交流，这里貌似说话是直接交流而书写是间接交流，但这种区别从另一角度看并不成立，那就是无论是说话还是阅读与书写，都可以即刻获得启发或者直接的感触感动，这里的“即刻”就是一种直接性。卢梭所谓文字相当于“尸体画”，是说文字的局限性，即文字自身没有真正的温度与色彩，而只是描述“温度”与“色彩”。文字是衣服而不是身体，因此，“死的”仅仅作为符号的文字，在描画原本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其界限是无法逾越的、其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就像福柯本人不是疯子，他怎么有能力写出一个疯子的“活思想”？他只能装疯，但这个“装”不过是卢梭关于“死尸”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