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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蛊之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通过研究综述与事件梳理，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文本，论述每一个时代对巫蛊案的书写与改写。《史记》仅仅敘述了巫蛊案的故事原型；《汉书》增述了事件因果与人物，整合成了“太子无辜”这一评价点，从而叙述出凶手与原因；《通鉴》在此基础上聚焦评价，归因为“奸邪”。以上叙述均是其时代价值的反映；书写者希望作用于自己的时代，并借此反思理想帝国的运作。通过历史叙述和当代表达，我们亦可窥见事件模糊不清的面貌，并反思学者的现实关怀。
在史实层面上，通过比读原始文献，我们不能从中梳理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经过；在事件分析上，以当代人的逻辑而言（何况当代人的逻辑并不一定符合汉代人的逻辑），仍能看到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所以，不论是理性分析，还是就文本得真相的意图，我们都不能在现有的材料中得到真相。对这个事件的研究我将不再关注真相与史实，转而关注叙述本身。“写法或者说历史叙述本身，就是值得非常注意的事情”。(15)当代研究的扑朔迷离在于“连接我们与‘过去’之间的‘历史叙述’给忽略了，仿佛我们可以直接穿透历史叙述与‘过去’发生关系”(16)，历史史实与我们的认知之间隔着许多不同时代的叙述者。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首要观察历史是如何被叙述出来的，如何被层累地叙述的。海特·怀特（Hayden V.White）认为历史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17)我们通过分析这种特别的话语——历史叙述，可以触摸历史本身，因为“写作历史及其修辞与历史本身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修辞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这块蛋糕上的装饰；但我们近来的研究表明，它已经完全混合到了蛋糕糊中了”。(18)是以我将据此讨论历史书写——历史编纂中的历史性叙述(19)，其中包括了各种叙述技法；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动宾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是如何被认知、书写的，尤其强调了书写者及其时代的价值判断。 我仍采用《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为对象讨论该事件的历史叙述。首先，三者版本较好，且历代修订注释颇多，在当今有比较权威的版本。这样一来，所录文字有所依据，方便后文的叙述。对于该事件其他书籍也有记载，但《西京杂记》《汉武故事》《汉武事略》等小说家成分更多，成书时代作者模糊，不予作主要文本材料。荀悦《汉纪》虽对《汉书》有所增订补正，但当时未形成史料考订之风，错误抵语之处甚多。该书“自仁宗天圣以来已无善本”(20)，今最早版本为明嘉靖二七年（1548）黄姬水所刊行的南宋王铚辑本。王益之《西汉年纪》又参《楚汉春秋》、《说苑》等，内容上不如《通鉴》严谨。有南宋嘉定辛巳锓木于夔漕治所本，明初尚有传本存世被辑入《永乐大典》，四库本自其中辑出。无论是版本还是内容上，《前汉纪》、《西汉年纪》均不及与之时代相差无几的《汉书》、《资治通鉴》。其次，这三本史书代表了该事件的三个重要时间段：事件发生期、史实增补评价时期、定型定性时期。这也符合了上文介绍的本文的研究路径，即讨论不同历史时期，该事件如何被层累地叙述出来。再次，继续利用这三本史书有助于观察当代学者的书写与表达，并希冀反思历史关怀。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把这个事件放回到各个时代中去，分别考察《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巫蛊案，并且不把前者材料作为后者的预设史实。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历史文献多少经过时间删选，与两汉北宋必不相同。然而正是经过时间的磨砺，他们才不至于是个人的叙述与书写，而是国家的话语、时代的反应，诸如此类的叙述对我们而言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文本。 一、《史记》中的巫蛊案 翻阅今本《史记》，记载了巫蛊案相关的仅寥寥十四条： 
其中，能从文字中提炼出巫蛊这件事、太子死亡这件事的仅有条4、5、6、9、11、12、13、14，且不能看出事情原委。而读到这几条后才或能发觉条7、8应当相关。单看条1、2或许不觉得二人与巫蛊案有什么关系，但条11、13明确记载了“坐巫蛊死”。张大可认为“本表列七十三侯，太初以后见侯三十一人，司马迁独记两人终始，均与巫蛊案相关联”。(21)但是并没有解释为何不明确记载因巫蛊死。条3也仅提到“子弄父兵”。条9是诸条中最为详细的记载，来自于褚补，而从司马迁的行文不能看出什么，张大可认为“仁，有贤能名，事迹显于太初后，故不详书，此为交代巫蛊案事而书也”。(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