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1-5558(2018)04-0070-1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最近，亚洲各国热衷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竞争如火如荼。在亚洲，申遗活动对于增进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并在全球背景下重新解读其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这说明亚洲各国希望主动地摆脱过去西欧中心主义的干扰，重新审视自我，希冀自己的文化、文明、历史能够得到合理评价，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然而近来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运动背离了保存、传承有价值文化遗产的初衷，沦为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世界机构认可为目的的竞争。文化只有在其存在、实践的时空背景下，才具有意义并发挥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头使特定地区或时间背景下的文化“升格”为具有永久、普遍价值的文化，然而这又造成文化与地区社会及历史的脱节，甚至使当地社会的人们从文化中游离出来。最终，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带来了文化的超地域、超历史和超主体化，并造成了文化与其产生背景之间的脱节，使遗产地成为徒具虚名的地域空间和“文化观光地”。结果，“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标签沦落为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一纸国际资格证，就像米其林餐厅抹煞了等级一样，文化被商品化。同时，在经济至上的浪潮中，文化遗产被认定为旅游产业的核心资源，跃升为新的支配性文化领域。不仅如此，在搞活地区经济的开发规划中，在区域间文化交流进程中已经发生演变的地区或当地族群的传统文化，正在被当地政府努力“复原”甚至被“发明”为战略性旅游资源。 这样的运动将“文化”从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领域中隔离出来，将其变质为搞活地区经济的文化商品或观光商品。 地方政府与旅游企业联合起来，正在将本地文化遗产再造为展示、表演、买卖的单种商品。为了给展演这些文化商品提供场所，有时本土居民从滋养着他们的生活传统和赖以生存的空间中被排挤出来，即本土居民从文化中被疏离(alienation)，而所谓的城市绅士化(gentrification)则得以推行。文化的主体被从文化中疏离，被从文化实践的场域驱离，造成文化的空洞化——没有真正的文化实践。 这一现象使我们感到，我们需要从文化理论、应用或发展人类学的方向对“何为文化发展”进行重新思考。就结论而言，面对申遗活动的盛行，“人类学到底该为谁发出怎样的声音”？即在经济决定论和旅游产业占主导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学需要对文化的研究方向和空间进行再探讨。特别是在与生活及人类(主体)相脱节的作为客观事物的文化，即在展演层面才被实现的、作为商品的文化的支配下，我们正从以自己为主体的文化中脱离，而成为陌生的存在。我们正从自己原本的文化中被隔离，而成为一个陌生的自我。我们不再是主体，而沦为一个看客。主体(人)被疏离，空洞的“表皮文化”不过是一件物什，而一个物品却占据了文化论争的中心，正在发生的这一现实矛盾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本文将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韩国河回村和中国丽江为例，论述人类学的要务在于使从文化中被隔离的本土居民(该文化的原本主体)重新与文化结合，归还文化主体，即人类学需要对文化遗产展开更强有力的道德性论争。为此，文化将怎样与作为主体的人结合，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的时空，而非全人类的超地域的时空)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人类学对此有必要进行民族志研究。 二、文化遗产运动热和文化自觉运动的背景 过去20年间，在亚洲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度非常高，特别是中、韩、日三国之间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活动的竞争异常激烈。 在亚洲，文化遗产登记有益于在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体制背景下重新解读文化认同或地方意识，可称之为重新勾画文化的世界地图。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拥有比欧洲更悠久文明史的亚洲在文明和文化的“世界性”认知地图上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在以西欧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扩散至世界的过程中，亚洲文明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这种对待虽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志、意念的暴力体现，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与西方帝国主义相遇的过程中，亚洲知识分子陷入自我省察状态，对自己作了否定评价。特别是19世纪以来，西方与亚洲战事频发，最终以亚洲各国的失败而告终，经过这一极具冲击性的历史体验，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观开始支配亚洲。二战以后，西欧模式的现代化理论获得了全球性支配权。这种历史经历和记忆使亚洲有些地方在发展与文明化的旗帜下，在某些时期否定、贬低、破坏了自己的文化。因而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视角重新审视亚洲文化、文明及历史，以期获得肯定评价的欲望表达，亦成为时代的必然。 但是亚洲各国与西欧及帝国主义相遇的方式、程度等各有差别，因而对本国文明、文化的态度也呈多样态势。今天看到的中国、日本、韩国对于文化遗产的意志及态度的不同，就起因于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差异。 日本在19世纪后期，积极接受“西方”，通过明治维新建成西式近代国家，进行了西欧化和城市化。针对这一过程，柳田国男主导发起了对抗性文化运动(counter cultural movement)，这就是日本民俗学的雏形，其理念是倡导“回到乡村”，在民众特别是乡村或乡土中寻找日本文化传统，用这种方式抢救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的日本民族精神(日本的魂)①。日本因而创造了西欧化与保存本土传统并行的现代历史。同时日本很早就为西方所知晓，因而在西方世界中占据了特殊而又亲近的文化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