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城市地标的多点空间视觉修辞分析 上世纪六十年代，罗兰·巴特借用传统语言学的修辞手段来分析视觉图像，这即是视觉修辞研究的开端。[1]经过数十年发展，视觉修辞的对象从平面的图像文本拓展为复杂的空间构成。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与城市主体的认同实践与城市文化的意义建构息息相关的城市空间，也逐渐成为视觉修辞分析的重要研究对象。[2] (一)城市地标空间作为一种公共视觉修辞文本 视觉性一直是城市空间文化分析中的重要切入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已开始探讨城市主体和机构如何通过空间文本的生产，来社会性地建构城市景观的视觉含义。凯文·林奇在讨论“城市意象”的著作中，分析了人们如何通过对道路、区域、边界、节点、标志物这五类基本元素的观察来构建对城市的印象。[3]城市文化的空间组成中包括大量可观赏的去处，比如博物馆、公园、商场、广场，等等。在众多种类的城市空间中，贝拉·迪克斯提出要着重分析城市的标志物即地标(landmark)，因为它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典型空间符号，具有可展示、可参观、可体验的性质，更是构成了城市主体可亲身互动的空间结构。[4]以往对城市地标的分析往往从符号、消费、叙事等角度来进行，本文则尝试从视觉分析的路径出发，将其视作一种公共的空间文本来展开视觉修辞分析，这一研究角度将城市地标视作一种视觉的体验结构，可以让我们在探究其空间修辞特征的同时，也了解其背后的城市文化生产与城市主体建构。 对空间的视觉修辞分析一般由两个分析层面展开：研究者除了要分析空间中的视觉元素与空间关系之外，还需探讨空间与主体的互动如何深化其社会意义。[5]这两个分析层面的结合又以博物馆的视觉修辞研究为代表：一组讨论空间与公共记忆之关系的研究发现，博物馆等与记忆相关的空间体现出强大的修辞效力。空间修辞的特殊性，来自于它兼具情境性(situatedness)与实体性(materiality)，因此空间往往在修辞上拥有更大符号价值，以及更多意指可能。[6]类似于博物馆，其它类型的公共城市地标也大多提供了一种“可参观”的空间设计，而不同的空间视觉修辞则让访问者产生不同的感受，也让体验和记忆得以选择性地产生。[7]比如旅游地点的空间修辞就常常围绕着本真性(authenticity)展开，因为旅游空间中常常出现视觉仿真元素，参观者的空间体验便带有一种观看表演的意识，他们以观看和体验的方式来感受空间中本真或仿真的视觉符号。[8]城市空间的可体验性提醒我们，对其进行视觉修辞分析需要从空间文本与主体经验这两个维度入手，不仅要考察机构如何构造空间，还要考察空间的使用者在造访空间时生成了何种意义与态度。[9]这也与视觉修辞强调的“认同观”不谋而合：对空间进行视觉修辞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去探寻如何在视觉意义上搭建沟通渠道，使得不同主体在空间体验中实现“价值对话、主体参与、观念协商与跨文化交流的修辞目的”。[10] (二)从多点民族志出发的多点空间修辞分析 在西方学界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中，中国地区一直以来是被忽视的一个地区。[11]而当下中国城市已成为全球化趋势与地方文化发展交融碰撞的典型空间，此时需要对其展开细致而微的文化分析，也更需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脉络下阐释新兴城市空间中的主体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地标空间作为一种公共视觉修辞文本便构成了考察城市文化的切入点。 在中国的城市空间中，一直存在着全球化与地方性共存与互动的文化张力。为了在分析中体现出这一对关系，本文将借用“跨地方主义”(translocalism)概念，提出对城市空间的修辞研究需要对不同的地方语境作出考察，这样才能凸显全球化与本地生活之间的互动细节。马文·克瑞迪与帕特瑞克·默菲两位学者从格尔兹的“地方”概念出发，发展出“跨地方主义”这一概念，提出只有通过在不同地方语境中展开研究，才能从全球化力量与本地生活的互动中准确地理解全球化的过程以及地方制造(place-making)中的竞争政治。[12]这一概念从方法上强调探讨地方与地方(local-to-local)之间的联结关系，与之最为契合的研究方法即是将地方作为考察重点的民族志，因为它能够从地方语境出发，探讨大的结构性变化如全球化过程如何在具体的地方生活中展开意义的协商。[13]但真正将“跨地方主义”概念背后的认识论落实到民族志方法实施之中的，还是马库斯所提出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多个现场(locale)的比较研究，使得民族志研究中田野的场景转换成为可能。研究者可不再拘泥于一个现场，可以选择多个现场来追踪“一个人群、一个事件”，也可以追踪“一个故事、一个寓言”，甚至是追踪“一个隐喻”。[14]当然，多现场的选择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要发现一些“轨迹与线索”，并用“联想的逻辑”将其连接起来。[15] 多点民族志与空间修辞分析的结合，使研究者可以对有着呼应关系的多个空间同时进行视觉分析，大大增强了观察材料的丰富性。研究者曾使用多个地点的比较分析方法来考察空间视觉修辞的对比与差异，比如一项对后冷战时期原子弹博物馆的研究发现，即使关乎同一主题，各地博物馆却采取了差异化的空间修辞与展览叙事，而不同的地方经验更是导致了参观者不同的认知与感受。[16]这些呈现差异与多元性的研究结论，正是多点民族志与空间修辞分析相结合才能得到的。这两种方法的结合由两种途径展开，一方面，多点民族志将不同空间连接起来的轨迹与线索，可以是视觉修辞研究中的“隐喻”[17]、“意象”[18]、“转喻”[19]等分析对象；另一方面，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也与视觉修辞研究强调“语境”的阐释方法[20]以及强调“语图”的互文分析思路[21]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