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8)06-0049-10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8.06.007 20世纪中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爆发，随着前苏联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成功，世界大国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科学技术与军事装备的竞争。科技进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一个新的科学的时代呼之欲出，日渐衰落的人文主义传统受到严峻挑战。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面临民族士气低落、帝国瓦解、经济复苏、高等教育改革等一系列紧迫问题。在此背景下，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有感于战后英国总体实力下降，从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知识分子的隔膜、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学科分裂入手，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演讲，引起西方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九年之后，正当斯诺的“两种文化”命题持续风生水起，其演讲文稿甚至被写进了中学教科书的时候，剑桥出身的20世纪文学批评家利维斯俨然拍案而起，在其执教的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里士满演讲(Richmond Lecture)：“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将“两种文化之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大洋两岸各路著名学者纷纷介入其中，争相表达各自对人文和科学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的见解和期许。本文意在梳理和辨析利维斯“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一文的成因和得失，以期对当下中国大学的人文和科学的价值定位提供参考。 1959年5月7日，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瑞德演讲(Rede Lecture)。演讲从四个方面表达了他的主要观点：(一)英国社会已不存在某种共同文化，而是两种文化——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和科学家的文化。两种文化之间互不理解甚至敌视，人文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家们对人类境况盲目乐观且后知后觉，科学家们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缺乏远见且疏远他们的兄弟，二者之间的隔阂和分离将使知识和社会的发展蒙受损失。(二)科学家们“心系未来”，人文知识分子却是“卢德分子”即“天生的机器破坏者”(Luddites)，他们竭力阻挠用科学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三)科学革命提供了改善世界各地人们社会境况的可能性，整个社会的处境可以通过科学家们的努力得到改善。(四)科学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有能力而且应当通过教育改革，帮助推进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科学革命的进程。① 这次演讲的全文发表在1959年6、7月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的英国《对决》(Encounter)杂志上。同年8月该杂志还以圆桌笔谈的方式刊载了国际学界名流对斯诺演讲的回应，以期进一步渲染斯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重提“两种文化”的现实意义。②根据波奈特(D.Graham Burnett)对剑桥大学出版社档案的研究，演讲结束后立刻受到了来自国际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观察者》(The Observer)、《对决》等期刊都正面肯定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命题揭示了时代的基本危机和知识分子的两难困境。1959年，演讲稿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复又得到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多数人称赞斯诺对两种文化分野的“精彩”和“睿智”的定义。《听众》(Listener)宣称斯诺拉开了科学与文化“伟大辩论”的帷幕，人们对斯诺演讲的重要性已有“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物理研究所公告》(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美国科学家》(The American Scientist)、《自然》(Nature)等科学期刊表示欢迎斯诺对科学教育的倡导，并且毫无批评和保留地引用斯诺演讲中的观点。亚非国家如日本和南非，也因斯诺的演讲关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状况对其表示热烈欢迎。[1](PP.193-218)大多数人认为摆脱文化分裂境况的正确出路是提高科学的地位，并提升非科学家的科学素养。③一时间，科学至上的呼声甚嚣尘上。 另一方面，反对和批评的意见也不绝于耳。斯诺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老友、剑桥史学家J.H.Plumb，在1959年《对决》举办的圆桌笔谈中就对“两种文化”的假设提出质疑。他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只看到问题的表面，实际上英国社会的分裂主要表现在阶级层面而非学科和专业层面——固步自封的上层中产阶级与坚定进取的下层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之间的分离和冲突是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P.28)利维斯在剑桥的同事，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家本托克(G.H.Bantock)批评斯诺不理解人文知识分子对工业化回应的复杂性——“文学知识分子最核心的不满是对伴随着技术控制自然力量而出现的某种自信专断的意志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尤其是19和20世纪”。[3](PP.427-428)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尤德金(Michael Yudkin)是反对派的重要一员，他在《斯诺爵士的瑞德讲座》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斯诺文化敏感度和理解水平的失望，指出斯诺演讲“有倾向性，论述不清楚”；[4](P.33)斯诺在未做解释或证明的情况下，武断得出结论，仿佛他的判断或结论是毋庸置疑的真理；由于论证松散，经不起推敲，很容易让细心的读者对其主张的价值产生怀疑。尤德金重点批判了斯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观点。他指出，斯诺把具体的科学知识当做科学文化的本质，并将科学知识与艺术体验等同起来，而这两者是不能在同一维度进行比较的；斯诺所谓科学技术在英国边缘化的论点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科学技术在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得到空前的重视——“政治家、工业家和大学教师没有一天不在报纸上鼓噪培养更多的科学家，投入更多的技术研究经费和进行大学的扩招。”[4](P.43)利维斯晚年推崇的科学哲学家勃兰尼(Michael Polany)提出相近的反对观点，而对斯诺观点最猛烈的批评却来自剑桥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