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12.015 20世纪90年代以后,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概念,以此应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反应。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化自觉”是对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发展趋势有了解和认知,通过对“己文化”的“自觉”和“认知”进而提升文化自主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费孝通在其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想中渗透了关于“文化主体性”的回归、文化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文化适应性等前瞻性的学理观念,这是作为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关怀的是传统文化在面临社会转型、新旧交替之时如何保持自主性,如何从文化主体适应到文化主权回归的过程动力机制。因而,费孝通文化观所渗透的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文献具有研究价值,值得重新阐释。 一、问题的提出:何谓“文化主体” 主体(Subject)是一个与文化权力相关的学术术语,社会学界对此学术概念理解不同。以20世纪80年代分界,80年代以前,社会学家们对“主体”地位的强调日渐缩减,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诺姆·乔姆斯基、米歇尔·福柯等社会学家们都对“主体”产生了批判和质疑;80年代之后,随着人类学的诗学化和政治学化转向,以马·库斯和费舍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开始强调“主体”,“主体”地位再次回归。知识社会学更强调“主体”的“话语”和“权力”。福柯认为,“主体有两层意思:屈从于他人的控制和依赖关系,并通过良心和自知之明依赖他自己的身份”。[1]阿兰·图海纳将主体定义为“通过个人的自由和经验实现个体或群体作为行动者的建构和改变情境所做的努力”。[2]可见,“主体”包括了个体及个体意识、文化整体及权力归属等意涵,主体与权力的从属形式和行动者的主观性有关。“文化主体”隐喻了文化的权力归属于谁的问题,是文化的承载者,它可以是文化本身、置身社会文化中的个人和群体,也可以是权力配置的表达方式。综合以上定义,我们认为,“文化主体”就是生活在社会文化之中的有意识的个体或者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可以是社会文化自成其类的社会整体或文化群体,以及在社会文化中文化“权力和话语”的持有者。 费孝通在其一生所亲历社会转型的“三级两跳”[3]的历程中,对文化如何保持自主性的问题给予关注,并撰文表达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文化面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忧思和关切。“文化自觉”[4]的提出强调了文化的“主体性”、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能动作用以及文化主体的权力归属问题,即“文化自主性”。可见,“文化自主性”就是文化的“自我适应”“自我更新”。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上的自觉与更新”,[5]就是“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6]强调了“文化适应性”;而“文化更新”则是强调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文化如何在转型中依靠自己的力量“推陈出新”或者“去旧迎新”;而“心态回归”是强调文化的根本在“人心”,人民是文化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人,对于文化保持自主最根本在于文化主体(人)的自主和自觉。费孝通在晚年最重视司马迁那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哲言,这种境界不仅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人性和社会的觉知,更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心灵”叩问和心态回归。 二、从传统到现代:文化主体的历史适应性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强调了文化主体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适应性”[7]。费孝通是在“中与西”“体与用”“同化与异化”等二元文化框架内探讨文化主体性,就是在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文化主体如何进行主动适应与调适,凸显了文化主体的历史适应性。 文化的历史适应首先是“人”的自主适应性,即在“中西”“内外”“新旧”文化变革中探讨“人”之适应性与主动精神。费孝通在其早期学术著作中从未远离过关于“人”在文化之中所发挥作用的探讨,比如《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等都论述了农民如何发挥文化自主性,对文化的积极主动适应。费孝通关于文化自主适应性探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看到文化主体的适应性;第二,强调机器生产和手工劳动之间如何保持生产劳动的自主适应性。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阐述了“江村”农民如何在外来技术的介入下,积极地适应变革,参与到现代科技生产生活。江村的蚕丝技术“主要来自国外,缫丝工业主要来自日本”[8]。在第十二章“蚕丝业”中,费孝通阐述了当地官民是如何通过积极的努力参与蚕丝业改革,促进增收。面对现代工业技术对蚕丝业的冲击,各方(政府、合作工厂、江村农民)积极进行控制、参与改革试验,以改变工业化力量所带来的蚕丝业衰落困境。费孝通把“江村”改革的“外力”分为“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9]两种力量,分析了在两种变迁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文化主体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江村”调查反映了中国农民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之时,并没有全盘接受或否定,而是在维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调整和适应。费孝通认为,促进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是“传统力量和外来力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10],这一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而是“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11]体现了文化主体的自主适应性。 此外,保持文化的“自主适应性”还在“体用”“主客”“精神与物质”“手工劳动与机器生产”二元结构之间进行探讨,此为文化主体的人文劳动的历史适应性。在“江村”研究之后,费孝通对文化碰撞过程中的人文世界和物质世界进行讨论,探讨“人性和机器”,前者代表文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而后者代表着现代科技外力之下的生产方式和现代组织形式,在费孝通看来,机器化生产是“现代文明的病症”[12]。费孝通认为,机器化大生产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但是面对冲击“切勿盲目模仿”,而是要看“我们自己历史里所滋长出来的传统”,心存侥幸,必然“忽略双方历史背景,画虎成狗”[13]。《人性与机器》一文表面看来是费孝通对机器大工业文明的冲击所带来的乡村手工业的凋敝现象的一种检视和忧虑,实则暗含了对于文化主体性的强调和探讨,在费孝通看来,文化主体的回归体现在是否“增加人们的幸福生活”,机器化生产“富有积累性和正确性”[14],但是,人才是文化的主体,人类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役”,那是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反客为主”的病症,这样的现象使得社会文化中的人们丧失自主性。费孝通认为,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结果是“人格的丧失”,带来社会组织生活的“被动和不安”[15]。面对机器化大生产对于传统手工业带来的冲击,费孝通列出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道德控制力;二是“工农相辅”的乡村工业化道路。[16]费孝通提出的“工农相辅”的乡村工业化道路是“中国手工业的前途”所在,因为农民发挥文化主体性、创造性进行生产劳作可以“增加社会机构的幸福感”,弥补机器生产的弊端,这种人和机器的主客关系被费孝通称为“伙伴精神”[17]。“伙伴精神”最适合弥补机器化大生产的不足,体现着“人们的幸福感的增加”,因为它是“迁就人性的”,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能够建构出和谐的人与物、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文化保持自主适应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