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作家高阳的长篇小说《胡雪岩全传》，先是为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界所倾倒，继而又受到中国大陆读者的热烈欢迎。作为成功的历史小说，它的创作经验应该很好地总结。 一 写历史人物的长篇，若要做到雅俗共赏，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对这一人物的历史地位作准确的定位，写出该人物为历史提供的新东西。而且，这样的历史定位，这样的为历史提供的新东西，又是以往小说作者以至历史学家所不曾做过的，这也就是对该历史人物的新发现。高阳的《胡雪岩全传》正是这样。 为胡雪岩（1823—1885）写小说，过去的作家不是没有人做过；对胡雪岩的评价，过去的学者也不是没有人作过；但他们对胡雪岩的历史定位都失之偏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即胡雪岩死后的18年，有位中国作者托名“大桥式羽”，即曾写了一部小说《胡雪岩》（收入陈英所编的《晚清文学丛钞》的小说四卷，题作《雪岩外传》）。该小说把胡雪岩定位为铺张挥霍、穷奢极欲的商人，而且对民众刻薄。他曾经办理慈善施米，竟想出凡是领了米的，剃去眉毛，以防重领的主意，从而引起民愤。这是攻胡雪岩的一点而不及其余。而以往研究胡雪岩的学者，又因为胡雪岩曾经是左宗棠的得力膀臂，而左宗棠是镇压太平天国和平定回乱的刽子手，于是胡雪岩又被定为民族罪人。高阳先生从详细占有、认真研究胡雪岩的全部史料出发，不同意对胡雪岩的既有定位，在《胡雪岩全传》中他以崭新笔墨对胡雪岩作了新的历史定位。 在高阳的笔下，胡雪岩首先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商人。他以办钱庄起家，但目光四射，并不局限于金融领域。他做丝、茶生意，为农村的养蚕人寻找原料的出路；他开设胡庆余堂药店，为贫苦民众施药，同时也以此为自己做广告；他开办典当，赚一时受窘的官僚、商人、纨绔子弟的钱，而对穷人则取息甚微；尤其难得的，他后来打算收买新式缫丝厂，以便缫出高质量的丝来与外国商人一决高低。胡雪岩在商场中不同凡响。 胡雪岩信息意识强。他说：“做生意一步落不得后，越早到消息灵通的地方越好。”所以他很早就走出杭州，在上海开辟他做生意的新基地。胡雪岩求新求快。“别人用老式船，我用新式船，抢在人家前面运到，自然能卖得好价钱。”胡雪岩在生意场中连连得利，和他的求新求快分不开。 胡雪岩人才意识突出。他发觉刘庆生的耐性、记性特别好，立即破格提拔为“档手”（经理）。刘不才是个吃喝嫖赌都来的“不才”之人，人都讨嫌他，但胡雪岩却慧眼识人才，认为他“外场”来得，善于交际，因此把他作为公关人才来使用，果然发挥了刘不才的才干，胡雪岩自己也受益良多。古应春熟悉“洋场”，很会和洋人打交道，胡雪岩就把他作为和洋人打交道的干才来使用。胡雪岩这样说过：“不会用人才怕二虎相争；到我手里，不要说两只老虎，再多些我也要叫他服服贴贴。”这不是胡雪岩吹牛，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胡雪岩公关意识鲜明。他和官场、洋场、商场，这三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很好。“要想市面做得大，自然要把关系拉得紧。”他又说：“商场的势力，官场的势力，我都要。这两样要到了，还不够”，他的得意门徒陈世龙接着说：“还有洋场的势力”。的确，胡雪岩从交结王有龄开始，到和江苏学台何桂清（后任两江总督）结交，再依靠左宗棠为后台，在官场里，胡雪岩路路通。通过古应春，胡雪岩与英、德、法等国的外国商人又搞得很热络。在商界，他以讲究信用著称，和一些钱庄搞“联号”。不仅如此，胡雪岩还和“漕帮”关系密切。他和“漕帮”的龙五情同兄弟，“漕帮”的头面人物都称他“小爷叔”。有了“漕帮”这层特殊关系，运输问题，“头寸”（资金）问题、劳力问题往往迎刃而解。“我的市面要摆到京里，摆到外国，人家办不到的我办得到，才算本事。” 胡雪岩有风险意识，敢于冒风险。跷脚长根请胡雪岩赴“鸿门宴”，风险交关，但胡雪岩答应了。不过他比汉高祖刘帮又高出一头，在赴“鸿门宴”前就以金钱、义气收服了长根，原来的“鸿门宴”成了双方之间的欢宴。胡雪岩的资金周转意识又远比他人强。人家是一个钱当一个钱用，胡雪岩是一个钱当三个钱用。胡雪岩说得好：“所谓‘调度’，调就是调动，度就是预算，预算什么时候有款子进来，预先拿它调动一下，这样做生意，就比人家走在前面了。”他把蚕丝做抵押，取得押款作为资金，再做另一笔生意。到时蚕丝卖出，另一笔生意已赚了钱。胡雪岩还善于为自己做宣传。他的说法是：“生意要做得既诚实，又热闹。”他向贫困民众施散的药品，都有包装，包装纸上是自我宣传，由是胡庆余堂的名声，胡雪岩本人的名声传遍国内以至海外。 胡雪岩的现代经商意识，在他那个时代固然是无人能及得，就是到了本世纪下半叶，外国人还想从《胡雪岩全传》学习胡雪岩的经商技巧。高阳在《胡雪岩全传》“后记”中说：《胡雪岩全传》出版后，行销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甚至还有许多外国读者，他们不识中文，特地请他们的中国朋友讲解。“原来这些外国读者是想从《胡雪岩全传》中，学得胡雪岩的经商技巧。”一个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商人胡雪岩，竟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外国商人学习经商技巧的对象，可见胡雪岩的现代经商意识，超前了整整一个世纪。高阳对胡雪岩的这一新发现，使胡雪岩的形象顿生光彩。仅仅以一个摆富、奢侈的商人来看待胡雪岩，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高阳还把胡雪岩定位为对祖国统一事业作出贡献的商人。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罪，但平定回乱有功。本来，回民（陕西、甘肃的回民，还包括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受清王朝的压迫，爆发起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俄罗斯帝国插手进来，与回民中的上层分子相勾结，策动建立了一个与中国分离的“清真王朝”，搞什么“斯坦”独立国，这就背离了亿万中国人和回民的意愿，逆历史潮流而动了。当时，清王朝统治阶段内分成两派，一派以李鸿章为首，主和，在独立国的既成事实前无所作为；另一派以左宗棠为首，坚持中国的统一，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主战。左宗棠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由他挂帅西征。胡雪岩站到了左宗棠这一边，他担任了转运局的负责人，实际上主持了西征的后勤工作。军饷，由胡雪岩筹备；军械，由胡雪岩供应。“我就大人（左宗棠）办事，第一是采办西洋兵器，不必大人嘱咐，我自会留意。至于炮弹子药，更不在话下，决不让前方短缺。”“第二是饷，分内该拨的数目，不管浙江藩库迟拨早拨，我总替大人预备好。”由于得到胡雪岩的充分支援，西征部队的纪律比较好，没有扰民，没有劫掠，再加上民心思统一，左宗棠终于完成了平定回乱的大业。胡雪岩也因之成了头戴红顶子、身穿黄马挂的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