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在边陲与中心之间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散文一向处于边陲位置，在边缘性文类的阴影中摇摆不定。但是，在中国文学中，散文的重要意义又远远超越西方散文的文学传统。这不仅在于散文多变的本质和面貌，亦在于它结合了中国传统“文”、“笔”两种观念。在主观思想层面上不受垄断，在客观技巧层面亦不受限制〔1〕。中国现代散文的此项特质， 让此一文类在传统格局中，保留某种程度的发展空间。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散文的发展，基于特殊的时代情境，导致类型架构和作品风格亦屡有变迁。大体上，由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台湾散文已渐由规抚三、四○年代之作，而迭现新风格、新方向〔2〕。 四十年来台湾散文的发展轨迹虽然有所变革，但却和其他受过西方洗礼的文类呈双向分流。林耀德在《传统之轴与前卫之轮——半世纪的台湾散文面目》中即指出，散文的类型特质和小说、诗、戏剧等文类有所不同，散文保存著明显的传统趣味。相对之下，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现代诗和传统诗、现代戏剧和旧戏曲之间，不论在创作形式、作者的世界观，或是它们与读者（观众）的关系皆大相径庭。这些接受现代西方观念启发的文类，和其他二十世纪的艺术都崇尚变革、创新和发展，以“进步”为中心主题〔3〕。反观散文的整体发展格局， 则显然较为保守封闭。台湾八十年代以前的散文发展面貌，大体上受此保守格局的影响。 台湾“复兴时期”以来的散文发展状况，基本上可沿顺五四的散文脉络探寻各家流派的来龙去脉。在小品文和随笔方面，除了梁实秋、钱歌川等人带有西洋随笔的特质文风外，吴鲁芹、颜元叔和邱言曦等人则承续了周作人和林语堂的风格。在美文／纯散文方面，尤其是抒情写景之文，林文月、张秀亚、琦君、张晓风等人，继续发扬了徐志摩、朱自清和许地山等人所开创的散文格局。此种写景、叙述为主的散文是台湾散文的主流，涵盖老、中、青三代。特别以女作家、写散文的诗人、以及年轻作家的成就最高。此外，在专栏或方块文章的成就，则有李敖和柏杨等人承续，更进一步发挥了鲁迅式政治性杂文的特色，尤以批判政治和社会为甚〔4〕。这些发展轨迹， 说明了台湾散文的整体脉络和五四散文的关系。 在五四以降的散文传统中，台湾近四十年来散文创作，可谓众多而丰富，几乎各种类型的散文都曾在此岛屿的文学殿堂里出现，各展春秋。除了以上的类别流派之外，从其他各家对于散文类型的归纳或分类中，亦可对台湾散文和五四时期的散文发展做一比较和窥探。杨牧按传统观点将散文分为：小品、论述、寓言、抒情、议论、说理和杂文等七类〔5〕。这和余光中的观念相近。 余氏依据散文的功能将其分为六种：抒情、说理、表意、叙事、写景和状物〔6〕。虽然， 每一种散文类型难以单纯地将其归入任何单一功能〔7〕， 但整体而言都能够在台湾散文天地中开枝散叶，蔚然成荫。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台湾散文随着散文批评和散文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有了更新的面貌。在变革与固守的局面下，散文此一“人丁兴旺”的古老家族，从美文、小品文、抒情文、速写、随笔、杂文到报告文学、传记、序跋等分类，形成一种较为广泛的、兼容并包的“文类”（Titerary genre）的概念〔8〕。这里所谓的“散文”， 即是在此“文类”的意义上加以探讨。 在台湾，散文的创作远比散文的理论建构或散文批评来得蓬勃。近四十年来的散文研究，一向追不上散文创作；尤其是格局恢宏，能够对散文理论和批评作全面性思考的立论更为鲜见〔9〕。 散文批评及其理论建构的工作，一向是台湾文学评论中的灰色区域。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更呈现剪刀差形态〔10〕。何寄澎在《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散文批评卷》导论中更曾指出，台湾散文批评的薄弱和他个人原先的预期的落差甚大，其薄弱程度几近令人不能想象的地步〔11〕。散文理论建构上的薄弱的贫乏，实际上正从某个层面反映散文创作的静态走向。在此封闭的静态体式困境中，一些敏锐的散文写作者不免会有打破僵局的举动，力图从边陲移入中心。 这种散文变革的现象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有更活跃的迹象。台湾散文面貌的这种转变，自有其文学与历史因素使然。在体式论述上，散文基本上遵循着传统的散文概念发展，处于一种较为保守被动的文学书写模式。回顾现代散文的历史，自二、三十年代以降，散文不论被理解为“美文”、“抒情文”、“小品文”，或作为叙事散文、议论散文、杂文等各种类型，却始终没有摆脱朱自清所谓的“小摆设”角色。尽管这些散文的传统概念对现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却也对散文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削弱散文和其他文类竞争的能力。特别是散文的“随意性”观念，使散文难以挤身严肃文学的中心，而徘徊于边缘地带。这也导致一般人对于散文常带有可以不经意为之的轻忽心理，视其为非“大雅”之器〔12〕，甚至连列入“小雅”之堂也心存质疑的态度。 和其他文类比较，散文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体式危机和矛盾。这方面的问题不只是来自文学市场的消费取向问题，甚至源自整体文学界和散文家本身对于散文观念定义与认知的问题。所牵涉的范围恐怕涉及了文学背景，文类体式观念，乃至作家的文化心理等层面。这又把问题往前推挤，使散文现象更为复杂化。一方面，我们发现少数“小说变体”的散文的出现；另一方面，坚守传统散文观念以及强调通俗形式的散文则充斥坊间。所谓创造性的现代散文，则摆荡在变革与固守两个极端之间，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