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世界。”十四年前，胡辛以真诚的声音，感动了我们，亦步入了当代文坛。一个女性选择写作，而且是“女人写，写女人”，这就注定她必须与自己的激情，自己的小说一同承受煎熬。胡辛的写作都是对生命与生活的真诚抒发，在真诚抒发中她总是追求一种崇高的永恒。也正是这种精神追求，使胡辛的小说既具有理想主义的气息，又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对理想的憧憬和实现理想的艰辛体验并存于胡辛的生命与意识的张力之中。她笔下的女性呈现出奋斗与不幸相结合的双重形态。这从她的三个“典型化”的女性柳青、树云、希玮就可以得到证据。尤其是在处理女性追求理想与爱情和现有社会条件的矛盾冲突时，胡辛显得极其沉重和悲愤，我个人认为胡辛的这种苦痛源于她的真诚。积极投入，甚至以一种撕裂自身的方式来写作的作家，她必然会注重自己写作的社会学意义。走近胡辛，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得到的多，失去的也多。 一 当七巧选择白痴的姚宝宝，远飞美国，来求得一种逃离时，（《蔷薇雨》），一个最有魅力，最复杂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女人，你往何处去。女人话题与女性写作作为“别一种声音”，凸现在新时期的当代文坛里借助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回复。八十年代初期女性文学的再次崛起，主要以“人”的发现为动力。胡辛承袭丁玲式的质疑，但也克服了偏激的对抗式冲突。因为她深知，女性主体性的寻觅与张扬不是一项单纯的文本虚构，靠改变语言，以“女性话语”来解构“男性话语”，从而来解构“男权中心”的现实，这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尽管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学具有某种颠覆性，但“菲勒斯”中心世界的阴影却无时不在，男性的主体性始终支配着文本中的女性，并且成为一个寻找和依附的潜文本。女性文学的境况，似乎象方方《暗示》中所暗示的女性一样，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女。从女性的现实处境出发，胡辛少了一份潇洒，多了一份沉重。“伊甸园是无法走出的，作品的女性或许能走出，生活中的女性，包括女作家和女评论家本人，是无法出走的。”（《我论女性》）的确，文本中的任何一次冒险都只具有“写作”意义。“女性话语”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主体性的完成。“无法出走”的女性形象使胡辛倍受折磨，也促使她在虚构自己的艺术世界的同时，力求完整、客观地表达女性的现实状态。她放弃了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自由叙述的方式，而通过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灵魂与肉体、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生命与死亡、阳刚与阴柔、保守与改革、善良与丑恶、过去与现在等一系列矛盾体的冲突、沟通、乃至和谐，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胡辛的“女性”写作较其它女作家而言，她写得较为沉稳，较为通达。她始终认为女性意识，首先应该是人的意识，女人的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女性文学也是人学，它必须置于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把握、表达。这是胡辛创作的“圆心儿”。 和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胡辛也在文学中保存和发现了自身。“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位女性哺育着我，知识母亲的聪慧灵秀，雇农奶娘的坚忍善良”。（《属于我的蔷薇》），这两种类型的女性是胡辛写作中的两大极。在时空上，她一极指向现在，一极回首历史；一方指归城市，一方又维系着乡村。正因有了这两极的交叉，被称为“城市女性知识分子文学”的女性文学在胡辛的文本中变得更为广博。固然，她的“知识女性三部曲”，《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蔷薇雨》构成了一个精神阶梯，成为她创作的主体部分。从柳青——树云——希玮的精神链条中，我们会发现某种写作的延续性。柳青的精神内核富有人文主义色彩，树云的双向追求带有理想主义成分，希玮的双重形态又具有某种个人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胡辛苦苦追寻的精神痕迹。从“人情——人生——人性”的不断深化的历程中，胡辛的写作方式亦开始了自我超越和突破。“短篇——中篇——长篇”的推进式写作，又使胡辛认识问题和表达问题的能力不断成熟，她是个极具女性意识的作家，但她的女性视角较为广博。她没有沉醉在知识女性的“围城”中。特殊的经历和真切的体验，使她成功地塑造一批善良坚忍的传统型劳动妇女形象。《昌江情》、《糟糠之妻》、《我的奶娘》中的李婶，老婆婆，奶娘，都无不蕴含着承受苦难的倔犟和坚忍。假如说胡辛所有的寻觅和失落，迷茫与困惑都可以从知识女性形象中找到暗示，那么在这些传统型的劳动妇女身上她发现了一种广博无私的爱。有了这种爱的礼赞，胡辛的创作也显示出一种凝重而丰厚的风格。她甚至在文本中明白地写道：“这是冰心所赞颂的柔美的母爱，泛泛的女性的爱，徐氏姊妹都爱这段话。可是，比起糯糍女的一生，这些话语岂不苍白，浅薄，有限得很？”（《蔷薇雨》）这种交叉式的思维，她没有单一地在“寻找男人”和“雄化女人”的套路中设置两性对立。《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并不象开篇提问的尖锐，整个叙述没有流露出过量的女性焦虑，新时期人文主义的刚刚回复，使胡辛能够“负重若轻”，“圆心儿”柳青的精神内核是爱人民，爱自己的事业。对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评断，胡辛的思考并没有承受多少压力，也没有显示出她在结尾时寻找答案的迷茫。在我看来，以“开篇和结尾”来评断她的成名作，并以此来推断作家的女性意识，掩盖了“圆心儿”柳青的精神含量。胡辛的困惑与迷茫是从《地上有个黑太阳》开始的，而在《蔷薇雨》中才充分的展开。 胡辛最熟悉柳青，树云，希玮们，她写得深刻，也写得最沉重。作为当中的一员，她深知历史在她们的心灵深处留下的伤痕和遗憾，更明了现实对她们的挑战与考验。她们只有背负着这些烙印和伤痕，在变化的时代中完成新的变化，才能获得新的生活。其沉重与艰辛可想而知。首先表现这种“新的变化”的作品，是带有“改革文学”痕迹的《这里有泉水》。树云的爱情创伤和悲痛的历史记忆都因了社会的“改革”而得到了“新的变化”。她的“教育改革”和“情感的转折”都使她成为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如《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对于胡辛而言，这一形象的塑造不在于“理想女性”的寻找，而在于她及时地捕捉并表达了中年知识女性在新的现实面前的“新的变化”。有的评论认为，胡辛每创作一部作品，都能够超越和突破自己，不走重复路，这是很中肯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由于转型社会的不稳定和矛盾交织的内在特征。这种“新的变化”所带来的理性愉悦很快就消失了。“由于内部和外部阻力强大，新行为方式时常遭受挫折，成效受限，这种主动化、积极化过程在8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加速度之后，到80年代末期表现出后退倾向。”（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胡辛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创作中开始了关于转型期“新女性”的描述，也出现了一些“传统——现代连续体”式的女性形象，如谷子、金景景。直至《蔷薇雨》的出现，胡辛完成了一次最为艰辛的突围，但又陷入了因全面转型所带来的一片惶惑的境地之中。她长期体验、熟悉的“角色”正在瓦解，时刻变迁着的社会不仅要求她进行写作转换，而且要求她不断地补充，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新女性”形象。然而现实对于女性而言，并没有提供直线式的上升机会。患得患失的胡辛甚至发出了徐氏姐妹是知识家庭中“最后一代”的沉重宣言。她预感到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的艰辛，她同样以她的敏感而真挚的心灵呼唤“新女性”的出现。可是她终究在一阵阵反思中迷茫了。关于女性解放的理想设计，都只能是一处“过渡”式的策略。新的矛盾，新的冲突又演绎着女性的“新悲剧”。《蔷薇雨》表现了一个最深刻的主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纠葛。这些纠葛和缠绕不清的“东西”，在我看来，是胡辛最有价值的地方。尽管女性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反传统为己任的。但胡辛的气质与个性使她在所谓的“传统”之中发现了女性的文化价值。而且她认为：“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而我们轻易抛却的也许是我们乃至我们以后的几代人所苦苦寻觅的。”胡辛的历史洞察力和苦难意识都促使她在自己的创作中寻找一份留得下的永恒。她总是想告诉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