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独特的，他的独特的言行常常令人拍案叫绝；王蒙又是深刻的，他的深刻的阐述往往给人较深层次的启迪。最近，读了王蒙先生为《文体学丛书》写的序言，此感益加深焉。如同他以往的文章、谈话一样，这篇序言依然是笔下生辉、妙语连珠：“谢天谢地，现在终于可以研究文体了。”“文体是个性的外化，文体是艺术魅力的冲击，文体是审美愉悦的最初的源泉，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不谈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道理。……我想，研究文体的人一定是爱文学的，老是拿着文学当汇报材料工作总结整顿方向的同志，最终是会因了文学作品之屡屡不合格而讨厌文学讨厌作家直到痛恨起作家来的。而如果他们也读读文体方面的书，能不能使事情变得好办一些呢？作家需要知音，首先是文体方面的知音。一个读者评论者承认世界上有文体一说，已经让人感到温暖了；如果他注意到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文体的特点，那就简直叫人热泪盈眶了。”〔1〕之所以如此大段地引用， 是因为这些话有很强的针对性。我想王蒙先生起码点明了两层意思：一、对文体的研究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进步；二，文体研究为文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重要的天地。对此，我深以为然。本文试图结合着这个话题，谈一谈刘震云小说的文体形态。 刘震云的小说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鲜、有味、活泼泼的东西，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想为它说点什么。近读已故青年学人胡河清遗留的文集《胡河清文存》，感伤之余，颇受启发。胡河清把刘震云、王朔称为京城两利嘴。说：北京人最厉害的是嘴皮子功夫，而王朔、刘震云呢，在北京人中间又是冒尖的。又说：古人云，大隐隐于朝。刘震云可以说是当代的一代大隐了。表面上看，他做人是俗到了家，那种机关小说的格调活象是一个使劲吃公家分的烂梨的人的味道。仔细捉摸，他是话中套话，嘴厉害着哩。刘震云的眼睛雪亮，有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锋利。刘震云的小说是史，有从司马光、太史公那里传下来的底子。〔2 〕象胡河清的其它文章一样，他的这番话别有风味，颇带禅机。但对照他所评论的作品，仔细想想，却也入木三分，意味深长。刘震云确实是一个颇有深度的人，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一个很会用小说表达清晰、强烈、极具震撼力的思想内容的人。下面，就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从文体学的角度，从叙述特色、结构特色、语言特色三个方面，笔者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叙事的力量 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根据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把小说的叙述方式分为人格化的叙述与非人格化的叙述两种。人格化的叙述是指作者或叙述人经常介入故事，在故事叙述中直接现身说法的叙述方法，而非人格化的叙述者则一般不介入故事，而是隐藏在幕后。一般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叙述是充分介入、充分人格化的，传统小说中叙述人或作者露面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暴露故事叙述的虚构性，而是为了增强所述故事的真实性。他们反复强调故事的真实，让你相信他们，更主要的是为了教育你。因此，传统小说的介入性话语常常就是道德教育性的，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现代小说家反对介入的原因也在于此。二十世纪以后，许多现代小说则是非人格化的，现代作家“作者退出小说”的口号可视为其非人格化文体追求的经典表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五十年代以后，西方的后现代派作家似乎又回到了作者或叙述人充分介入故事的叙事方式，中国当代的先锋小说家就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无法还原现实”，甚至告诉读者“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并承认自己的故事是“天马行空杜撰出来的。”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介入与先锋小说的介入无论在技巧层面上还是在文化层面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切不可将后者简单地视为返祖现象。刘震云小说的叙述方式无疑是非人格化的，它与先锋作家的作品截然不同，在他的小说中听不到作者本人的声音，作者是竭力隐退的，想方设法掩藏叙述行为的。刘震云的小说就象一本流水帐一样，一天一天，一件事一件事，记载着主人公日常的生活足迹，表面上看它们游离重大事件，疏远社会关注的中心，只是指涉私人生活领域：吃喝穿戴，家长里短，吵架斗嘴，鸡毛蒜皮。但奇怪的是，人们读这些作品时，不但不感到琐碎、厌烦，反而觉得亲切自然，并能在内心深处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和共鸣。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刘震云的小说离现实生活近，离平民百姓近，离普通人的情感世界近。人们读着刘震云的小说，就象进入一个自己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生活天地。那些一言难尽的酸楚、苦涩、感伤，质朴自然地裸露，能够引起有着相同或相似经历的人们的生活实感，与作家的经验世界和弦共鸣。小林上班了，小林下班了，小林在单位上与同事领导闹矛盾，小林回家后又与妻子保姆不痛快。这种表面看来似乎是信手写来的日常生活即景，使读者在感情上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人们在读小说时，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听虚构的故事，反而倒像在看真实的新闻报道或生活记实文学。这种融于生活、融于读者的叙述方式是刘震云小说受到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 其次，刘震云的小说情节无疑是有巧妙构思和精心安排的，其事件的选择、内容的取舍、细节的运用、材料的处理都是独到、高超、颇见功力的。众所周知，小说叙述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更是人类体验、理解、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法国新小说家布托尔认为：叙述是一种整理经验、把握世界的方式，现实被叙述形式加以整理和简化，按一定的原则固定下来，因而叙述的方式总是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相适应的。〔3〕这就是说， 选择了什么样的叙述方式，现实就按什么样的方式向我们呈现。正如布斯所说，严格地说，绝对不介入的叙述是不存在的。一个训练有素，知道如何去寻找的读者在即使是最非人格化的叙述文本中也能找到叙述人的声音。〔4 〕而刘震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极其巧妙地淡化、掩饰叙述人的声音，隐藏作者的倾向性，将价值判断寓于叙述过程中，让再现的生活本身表现出价值和意义、这样，一般读者就很难觉察出他叙述中的煞费苦心。古人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5 〕这种不显山、不露水、不着痕迹、意味深长的叙述方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感染力。一旦在读者心中掀起波澜，往往十分浓郁、强烈，很长时间难以散去。 第三，刘震云的小说中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含义。正如胡河清所说：刘震云有中国历史学家的慧眼，（他）把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透彻得了不得，这是他的优长。〔6〕刘震云把他的思考、 观点、结论融化在《单位》、《一地鸡毛》、《官人》、《官场》等小说故事中，他从不长篇大论地论述什么，也没有着意强调什么，更没有浓彩重墨地渲染什么，他只是平静地叙述，流水帐式的记录。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但无论外行内行，从刘震云生动有趣的故事中似乎都能悟出点什么；无论能否讲出来，能否讲清楚，都能或深或浅地感受到刘震云小说的冲击力和影响作用。读刘震云的小说，我们能从字里行间读出自己，从小林们的生存状况中读出自己的生存状况，从小林们的喜怒哀乐中读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日常生活表象成了具有深刻批判意义的载体，这也许就是刘震云式非人格化叙述的真正力量所在。刘震云的小说以冷峻的笔调揭示出现实生活中两重严酷的现实：一方面，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各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却深陷于鸡毛蒜皮的事情中，耗费着时间、青春，耗费着宝贵的人力、才力、物力。有价值的生命在无聊、无意义、无价值的事务中消磨着。更可怕的是有人还热衷于这种消磨，并把它搞得花里胡梢、煞有介事的样子，从而继续欺骗、麻醉着一些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刘震云用他的小说无情地撕开了笼罩在一些貌似神圣的东西身上的虚假面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内部——不过是装腔作势，勾心斗角，乌烟瘴气，一地鸡毛而已！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力量，它在安排着一切，也在改变着一切。在它面前，个体的人往往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就象小林埋怨他的妻子一样：“没结婚以前，是一个文静的、眉清目秀的姑娘。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7〕其实， 又何止是妻子，小林本人不也是如此吗？随着年龄增长，小林不是也从颇有气节变得俗气十足了吗？！从愤世嫉俗到收了别人的微波炉一家人快乐无比，这段路并不漫长，但小林跨过这一步却再一次印证了灰色生活的奇特力量。更让人感慨无比的是小林们还从现实生活的风风雨雨、成败得失中总结出一系列经验教训，诸如：“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7 〕又如“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者倒霉受罚”〔8〕等等，并用以指导自己今后的行动。 灰色的生活又完成了对一个人的塑造过程，对此，人们又能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