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叶辛的知青题材创作进行全面评析。认为作家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现实。贯穿在叶辛作品中的思想是反对虚夸作伪、瞒上欺下，是反对不正常的徒走形式的社会政治生活，是反对不顾现状、光唱颂歌的反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文章对《孽债》的作品主题与爱情描写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与批评。 关键词叶辛 《蹉跎岁月》《孽债》 90年代的一个夏天，在宝钢的一个会议室里，我结识了叶辛。瞧着他敦实的个儿，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经过生活锤练的，虽然早从电视上看过他的《蹉跎岁月》和《孽债》，但影视作品毕竟与小说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于是我萌生了系统地阅读他的知青题材的长篇创作的意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1980），《风凛冽》（1981），《蹉跎岁月》（1982），《在醒来的土地上》（1985）以及《孽债》（1992），一幕又一幕的揪心的人生场景依次在我面前展现着…… 一 说它们“揪心”，这显然是叶辛知青题材作品的艺术美学特征。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时代背景，上山下乡运动特殊的人生遭际，中国大部分农村闭塞落后特殊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城市与乡村的天壤之别的反差，这一切一切的社会条件，构成了悲剧性的合力左右着知识青年这一代人的命运。叶辛给他的知青题材系列创作的悲剧性的历史定位，并以此为基调来展开他的作品情节与塑造他的人物性格，是符合生活真实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程旭真心诚意地为高山人民育种，《蹉跎岁月》里的杜见春在山村忘我地劳动，《在醒来的土地上》严欣奉行实事求是的哲学，为阻止贫下中农挨人整而仗义直言……可这些人又有怎样的遭遇呢？程旭、杜见春的父亲都因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走资派”或“复辟狂”，所以一个承受着被逮捕的威胁，一个领受着“上大学”被刷下来、遭搜查、挨毒打的厄运，杜见春甚至被环境恶势力逼迫着走上过自杀的绝路。严欣则以反动知青之名被逐入监督劳动的行列，在水利工地上承担着超负荷的劳动。知识青年命运的动荡不安和大起大落，乃是整个社会大动荡的必然结果。叶辛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他无法回避这样的悲剧现实：无论是自觉自愿抑或是被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都经历了生命史上最艰难、最痛苦的一页。 判断历史事件的是非有时确实非常复杂，异常艰难。人们尽管不能简单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与这个运动的决策者的良好初衷，也不能全盘否定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中所得到的锻炼和所作出的贡献，但放在历史的秤杆上来衡量，1700万青年所付出的青春代价和他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奉献而言，总体上是得不偿失的。没有这种社会学理论上的基本认同，很难想象，叶辛的作品会获得那样广泛的反响与积极的评价。 二 跟五、六十年代支农支边不同，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始终笼罩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阴影之中。前者旨在改造世界、建设国家，而后者则无可例外地为阶级斗争所席卷、所囊括。 在叶辛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我以为郑璇最有血有肉。一个本本分分的女青年，突然之间被选中为先进，她的平凡的事迹被拔高，并且添进了所谓路线斗争的内容，一下子腾云驾雾，使之脱离了群体。而一个人如果被所谓“先进”折腾得连自己也看不清自身的本来面目时，周围的人自然就会疏远他。“我已经够苦的了。那些人，集体户那些人，已经叫我受够了。他们那冷冷的眼神，我总觉得象是一张张开的嘴巴，象要把我吞噬了。”这是发自郑璇灵魂深处的痛苦倾诉。作者写道：“繁重的出工劳动，回到集体户来后见到的小白脸、陈佩君、邵幽芬的白眼，或是讥诮谩骂，或是讽刺挖苦，精神上的压抑，心灵上的孤独，深夜里的凄寂，郑璇不是没意识到，她在集体户里，简直是度日如年。”然而把郑璇推向生活深渊的还在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普遍漫延的迷信意识，加上所谓扎根农村的政治时尚的推动，而郑璇的软弱与严欣的刚强，这一对恋人之间思想性格与心理素质的差异所衍化出来的矛盾，更使得女主人公处在孤单寂寞、难以自拔的境地之中。当地的挖煤工罗德益利用了郑璇的脆弱心理，先以迷信相诱迫，后以“天意”相威逼，并在农村宗教势力的胁迫下，占有了她的青春。一个弱女子就这样被种种社会势力威逼着、裹挟着，落入了人生的牢笼；而当罗德益挖煤遇难之后，她成了寡妇，更陷入了贫困无助的境况，又时时遭受着当地坏人种种的性骚扰。若不是早年的恋人严欣从上海来相救，她不知道还要遭遇多少不幸呢！ 我们之所以说郑璇堪称一个典型，因为她的经历，她的遭遇几乎不同程度地在其他知识青年身上发生着。就在沙坪寨，“先进知青”郭仁秀为了争取进大学，当地掌权的恶霸就对她提出了非份的性要求，尽管她“精明地”摆脱了，但另一个邵幽芬依旧落入了罗网。在《蹉跎岁月》里，大队主任左定法一直在觊觎着杜见春，时时欲趁人之危糟蹋她。在《风凛冽》中，社会的另一端，城市里工宣队中的坏家伙，也利用了女知青高艳茹急于办理病退，兽性地蹂躏了她……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啊，直到今天，我依然要为我年轻的兄弟姐妹多难的青春而恸哭，而抽泣！ 三 中国社会中悲剧成因最重要的一条，是恶势力掌权。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催发了人性中假恶丑的恶性膨胀，许多地方沉渣泛起。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处于非常状态，许多地方社会恶势力趁机掌权。程旭说过：“世界上的大队主任，不全都是好人。”在韩家寨，有姚银章，在湖边寨有左定法，在沙坪寨有黄文发、罗世庆。他们霸住一方天，把持着政治、经济大权，胡作非为。姚银章造反作官，把真诚为农民群众服务的老队长韩德光往死里整，左定法也是扯旗造反、当官掌权的人物，砍果园，收渔船，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却一个人拿两个劳力的工分。黄文发、罗世庆则成帮结伙，贪污挪用，大肆侵吞农民群众的劳动果实。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一些家伙，掌握着农村的基层政权，老百姓怎么会有好日子过，下乡知识青年又怎样去改变农村面貌，接受再教育呢？为了“搞好”跟这些土霸王干部的关系，知识青年逢年过节给他们送礼成了家常便饭。这帮家伙中更坏的则是不怀好意地打女知青的主意。试想，知识青年生活在这样污龊的环境中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美好的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