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谢冕、洪子诚教授主持的北大中文系当代“批评家周末”，在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对发表于1956年的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进行了重读。参加的有当代文学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在北大的当代文学国内访问学者。下面是讨论会的部分发言摘要。 “外来者”的故事：原型的延续与变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洪子诚 王蒙在这个短篇里，用清新的文字，讲述一个对革命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来到中共北京某区委会工作的情形。这是一个有关“外来者”的故事，也是一个表现现代中国的“疏离者”的命运的故事。主人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结果却发现他不被接纳，他无法融合在这一环境之中。原先他对革命事业、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神圣想像在现实中受到打击，他与组织部领导、同事之间的磨擦，他为着理想的实现所作的努力和产生的困惑。小说的情节和主题模式，让人会想起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投身革命的青年医生陆萍怀着热情来到根据地的医院里，同样出现想像与现实之间的裂痕，也有主人公的困惑、与周围人们的磨擦，甚至同样也有一个异性的支持者和知音。当然，陆萍已见过一些世面，她多少已离开了林震那样的简单状态。林震那种对生活的纯净的幻觉，在陆萍那里已有很大程度的消褪。她的行为更富挑战性，为人处事也已经有些“世故”。其实，这一时期，刘宾雁的创作，也表现了大致的主题类型。但王蒙的小说较少刘的理想激情，而有一种刘所没有的感伤。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为什么会引起不限于文学鉴赏、批评的注意和争辩呢？重要原因之一是作品对社会环境的描写存在着异议，特别是这里涉及到对执政党的领导机关的“阴暗面”的描写问题。当然，问题的提出是放在美学层面的，即所谓现实主义小说的环境的真实性和典型性问题。这时已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任职的李希凡在他的批评文章〔1 〕里写道：《组织部》“激烈地批评了一个党委机关，一个具体化到北京的一个区委，甚至在它隐射的锋芒上，还不止于此。”李希凡说他不否认作品中所写到的区委工作的“灰尘”“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问题出在作者“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指刘世吾、韩常新等——引者）性格产生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这些读起来有些拗口的话，其落脚点在于达到这样的判断：人们从小说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这就是“在党中央所在地，党的生命核心的北京，党的工作各个环节上的所有领导干部，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都是粘结成这个区委组织部工作的错误的‘一系列的缘故’。”李希凡说，作者用罗列现象的方法，“用党的生活个别现象里的灰色的斑点，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类似的看法，还见诸马寒冰的文章：“王蒙勇于揭发这种不良现象敢于尖锐地对那些官僚主义者进行批评，是很好的。但必须指出，具有这种现象和倾向的人终究是少数，而不是普遍的。如果像小说所写的北京市某区委的情况，许多官僚主义者，或者具有衰退现象的人，巧合的汇集在一个机关里，则是从来没有见到，或是很少见到的。……也许这种官僚主义者满天飞的，干部的衰退现象到处都是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或是离开其直接上级领导机关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难于理解的。”马寒冰说到这里，好像有点犹豫，又补充说：“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区委会，写篇新闻报道，具体地加以揭穿和批评，也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小说来说，则是另一个问题。”他不再自信地坚持“从来没有见到”、’完全不可能”，而把问题转到体裁运用不当上。〔2〕这些评论所体现的文艺观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学创作所构造的“世界”，通常被看作是和现实世界直接对应的关系，另一是有关体裁方面的新闻报道是对于某一具体的事件的陈述，而“小说”则具有概括和“典型性”，它将会被认为是对普遍性现象的暗示。 在1957年春天，当毛泽东还在坚持“放”的方针的时候，他对李希凡、马寒冰的观点给予批评。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都仍持推动“双百”方针的开放的态度。〔3〕在讲话中， 他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认为他们对“双百”方针思想有抵触，是“教条主义”。也谈到王蒙的小说及对它的争论，也是他重要的话题之一。毛泽东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又说，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李希凡说王蒙小说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附近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毛泽东又说，中央里面就出了坏人，像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对于批评者，毛泽东还说，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毛泽东这时还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写信，要李希凡离开报社，到学校教书。这样，在1957年上半年，关于这部小说的意见，自然都统一到这些观点所构成的基点上。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代，关于文学作品“真实”不“真实”的争议，最后只能依据政治权威的裁决。而马寒冰，一位真诚“捍卫”“革命文艺路线”的军队作家，50年代广泛流行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青青的流水蓝蓝的天”歌曲的词作者，因在1月与陈其通合写文章、也因批评王蒙的小说， 而一再受到来自高层的严历批评，他承受不住这个压力而自杀：他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情况会发生那样的逆转；那个时候，他和李希凡这时被批评的观点，都将会成为真理，成为正确的主张。 由于毛泽东的“介入”，对《组织部》的争论便告一段落。但是，在4、5月间，这篇小说的修改却又成了一个问题。4月30日和5月6 日，中国作协书记处召开了北京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讨论怎样改进文学刊物、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等问题。参加者有当时作协主席（茅盾）、书记处成员（臧克家、刘白羽、秦兆阳等）以及《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北京文艺》、《解放军文艺》等刊物的负责人（严文井、萧乾、葛洛、戈阳、韦君宜、李岳南、陈斐琴），以及作家王蒙。《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的修改。被作为重点讨论的实例。〔4〕这篇小说在投寄刊物之后， 秦兆阳对它做了认真细致的修改。这项修改，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错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先（或事后）没有征得作者意见。提出这一点是有道理的，这涉及到尊重作家的权益，特别是修改是比较重大的情况下。当然，在当代，编辑部出于种种需要对稿件进行修改（且不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多不胜数，把秦兆阳的这次拿出来批评，肯定有另外的原因。在反“胡风集团”时，巴金“奉命”写作批判路翎小说的文章，刊登出来的与原稿相比已面目全非，并没有人当作问题提出。修改错误的第二方面，是认为修改者、加强了作品的缺点、错误的部分。王蒙在这次会上的发言说，修改使小说更精炼、完整些，但也使“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秦兆阳在检讨这一修改的不妥当时，把它们归纳为三点。一、原稿结尾时林震多少有些觉悟，意识到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这段文字被删去了。二、原稿并未明确区委书记是好是坏，结尾处曾写到他派通讯员找过林震三次，在前面，赵慧文曾说过区委书记是个“可尊敬的同志”，修改时由于把这些都删去，这个人物就有可能给人官僚主义者的印象。三、明确了林震和赵慧文的关系。王蒙说，“我原来是想写作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经编者加上赵慧文的‘同情和鼓励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红了的脸’和结尾时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为悲剧的爱情了。”〔5 〕关于这篇小说的修改情况，被整理成题为《〈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的材料发表在5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些修改中，结尾部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稿的结尾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