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散文巨著《随想录》，很值得深入再研究。已故文学评论家冯牧曾经深刻地称它为“一本大书”〔1 〕但同时他却发出这样的感慨：“对于巴金晚年以他的病弱之身，用坚强的毅力写成的作品，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免使人产生一些冷落之感。”从冯牧发出感慨至今，十年过去了，对《随想录》的重视和研究，依然远远不够。 近三年来，人文精神讨论在不断深入过程中，提出中国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问题。而一旦要开掘“思想资源”（或称“精神资源”），人们立即感到它的贫乏，甚至产生虚无之感。“在民主与法制、个性等等问题上，中国的传统资源比较贫乏”〔2 〕“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在人文的层面上，却失却了它应有的代表。‘人文滞后’现象是确凿无疑的。”〔3 〕“我怀疑的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人文精神”。〔4〕应该说，人文滞后，思想资源贫乏，确实是存在的。 但“滞后”“贫乏”并不等于“无”。 人文精神，不但有形而上层面，也应该有世俗层面，不但有精神内容，也应该有物质内容，人文精神不但是一个很大的理论课题，而且又是一个很具体的实践课题，人们总是从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生存状态——包括精神状态与物质状态，来对人文精神进行质询的。至于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那就不单在历史上人文精神宏扬的时期，有当时人文思想家的著述与积累；而且就在历史上人文精神式微的时期，也不等于当时的人文思想家停止思想，欧洲的中世纪，中国的文革时期，都有人文思想资源的积累，远的不说，聂绀弩写于文革的著作《瓮中杂俎》，就不乏人文精神的闪光。 人们之所以对人文思想资源容易产生悲观的印象，是由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时代的人文精神与思想资源的累积，是成正比例的；政治清明，人文精神宏扬，思想资源就丰富；反之，则是贫乏。其实并不尽然。从20世纪中国来看，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证明，思想资源往往不是人文实践的成果，而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只是精神追求的产物。鲁迅的杂文巨著，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聂绀弩的《瓮中杂俎》，莫不如此。 《随想录》的总体内容，是对“文革”的反思。《随想录》共五卷150篇， 巴金在《合订本新记》中写道：“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文革是人文精神全面窒息的时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科学、民主、理性、良知等等，这些人文精神的基本概念，荡然无存；社会盛行的，是对人类这些基本的人文精神的公然践踏。《随想录》是一个精神性陈列的“文革博物馆”。由于“文革”精神禁锢的深重，新时期初期全民族仍然处在惊魂未定、心有余悸的时期，巴金用“讲真话”来恢复自己的良知，并唤醒全民族、全社会的良知。他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成了重新孕育人文精神的摇蓝。而巴金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期新启蒙主义的先躯者。尽管这种人文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五四精神的回归，但因为这是失而复得，也就弥足珍贵。《随想录》不但是新时期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同鲁迅的杂文一样，也是20世纪中国百年丰富的精神宝库的一个部分。值得认真的发掘和研究。 讲真话、忏悔、苦难意识，是《随想录》三个最重要的思想。本文准备集中重新认识巴金的“讲真话”。 “讲真话”是巴金新时期向全社会的第一声呐喊，在人们心目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讲真话”是对被文革的“假、大、空”搞坏了搞乱了的社会风尚的有力反拨，客观上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扭转了不良的风气。从主观上看，“讲真话”是“巴金同志全人格的体现”〔5 〕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认为《随想录》“这五本都可以用讲真话来概括”，对“讲真话”包含的深刻思想，王元化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写道：“讲真话，一方面对自己本身来讲，得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对自己，对整个生活，对各方面，要采取一种非常公正的、科学的、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那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主观思想感觉，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除了你有一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揭示出来的愿望，决心之外，你还应该对世界、对实践、对人生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假使没有这种胸怀，纵使你想抒发一些东西，有时抒发出的也是虚假的”。〔6〕 王元化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张光年评价巴金“全人格的体现”的一个具体注解。这些评价都是十分深刻的、准确的。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巴金“讲真话”，除了表现他主观上的科学精神和博大胸襟以外，实际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自我的灵魂洗礼和人格重塑。 重读《随想录》，明显感到巴金是一个字一滴血地来讲真话的，虽然内心极为痛苦，同时也极为放松。他是用全心灵来倾诉。他不但全书都贯穿着“讲真话”的精神，150篇中随处都重复强调“讲真话”， 而且他还专门有五篇文章冠以“讲真话”、“写真话”、“说真话”为题。巴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心理原因是什么？最近一位青年学者也触及到这个问题，他写道：“老年巴金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要讲真话，其心理症结何在？”〔7〕这个设问句中，有两点值得商榷， 其一是巴金讲真话，完全是自觉的行为，他已经不断在讲真话，他无需也没有什么需要向世人隐瞒，因此，用“告诫自己”，似乎自己不断有难言之隐需要再下决心，显然并非如此，因此此言不贴切；其二，“心理症结”是一种病态，从150篇随想录看，老年巴金告别文革、 告别精神扭曲的时代，他的身体衰弱多病，而心理却比仍然处于蒙昧状态的当时同代人都要健康。因此用“心理症结”一词，明显有一种时代的隔膜感，也是不贴切的。 在“讲真话”的背后，追寻巴金的心理原因，我们可以找到《随想录》一个重要的人文思想，这就是——人的尊严意识。随着人的尊严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面前屹立着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大写的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