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援用·对比篇 通过比较对照来辨别事物是认识的基本方法之一。那么对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作家进行比较、对照能得到些什么呢？这种比较、对照能够为人接受吗？怀着这份恐惧，我写了一篇《沈从文与中上健次对比研究试论——援用、对比篇》（以下简称对比篇），刊登在中国文艺研究会的机关杂志《野草》之第53号上[1]。 这里当然要接着探讨二者的本质问题（实则把重点放在了沈从文的身上），于是便有了《沈从文与中上健次对比研究试论——本质推论篇》这个题目。 对比篇中的恐惧之一，即通过对比是否把沈从文弄得面目全非了，这一问题已经得以解决，相同点与相异点已趋明朗，可以说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即二者的出生地问题、血缘问题引人注目。如果单只讨论沈从文，也能论及这些课题中所要讨论的问题，但不会“引人注目”。 恐惧之二，比较文学的老祖宗法国的实证而科学的方法论推理绵密，让人心安。但籍此能否触及到作家的本质则又当别论。尤其在日本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方面，通过这一研究方法产生出了许多心血之作[2]。关于沈从文，也有人采用此类方法在进行研究[3]。但在另一方面， 在日本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否也可以采取美国式的对比研究呢？如果存在一些值得比较的依据，那么这种方法是不能一概否定的。作为执笔者只能听任别人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可以说，在动笔写对比篇以前的那份怕受责难的恐惧感，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对比篇是借中上健次的《物语源流》[4]中的作家论、 文学论而展开的。这便是使用“援用”一词的缘由。由中上论及其同乡作家佐藤春夫的内容，得以论及熊野新宫和湘西镇筸的特性。遭遇“大逆事件”的春夫在20岁时“转向”[6]。借助中上的这一论断， 从而引出了沈从文20岁时由武而文的“转向”，及沈从文的苗族外祖母和厌战心理这两大秘密[7]，于是再论及沈从文与中上二者的血缘问题， 进而考察二者的少数民族出身和受歧视部落、民族出身问题。 以上是援用中上之佐藤春夫论而得出的推论。然后，是从中上论及其他作家的物语论中抽出几条加以对比的。简言之，可归结到二者的共同体和“古老地层”[8]回归志向上。 这里引用一下对比篇中的结论部分： 通过《物语源流》范围内的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中上那里我们得到超越近代小说概念的视点，籍此可视部分得以扩大。从佐藤春夫论中，我们首先抽出了出生地的特性。无论湘西、熊野均系与国家抵触之地，无论他们是否自认其为败残之地，而主体立场已定。二者的出身意义深远，血缘相斗。沈从文与中上健次二者如出一辙，均与血缘相关。一位是民族的混血儿，另一位是私生子。从非汉族的血缘到作为日本社会特殊身分制度残渣的受歧视问题，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相通。只不过其受歧视意识的发生经过彼此有相当的不同，这一点可以推定。就认识的性质说来，在沈从文，可以认为存在着双重性即歧视与被歧视。血缘、部落和民族问题都与共同体、风俗、意识的古老地层紧相关联。二人均以军营小镇、社町这一共同体为媒介，达到血统与古老地层的紧密结合。关于这一点，开始是不自觉地，而后来则是自觉地认识到了。经过考察我们发现，究其原因，在沈从文可以追溯到楚文化，而在中上则可以追溯到天皇制、山人，甚至绳文人那里。 在本篇里，相对对比篇而言，将更加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作品，在讨论二至三个问题之后，要讨论二者共通的在政治上持禁欲态度的意义，论述二者在近代的位置之不同，最后针对沈从文文学的本质提出自己的浅见陋识，以作结论。 （二）性与生 沈从文虽然也写城市，但大多写“乡下”和“乡下人”[9]， 而且杰作皆集中于后者。中上健次也是如此，他也写过以东京为背景的《赞歌》等作品，但更多的却是以纪州为背景的大量作品。即，一方面是以苗族文化以至湘西文化为背景的当地人的生活、人物形象和传说故事，另一方面是基于“小巷胡同”的生活与人物虚实交错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在描写社会底层人物这一点上说来，二人是相通的。这里所要论及的，是关于二者作品题材中的性问题。归根结底，性问题方面的意义，主要存在于沈从文方面。而对于中上而言则有些牵强。因为追求性文学的日本作家为数众多，而并非非中上不可。但如果不与中上比较，沈从文文学中的性的意识不会如此鲜明。关于这一点，将在后边叙述。 可以说，沈从文是中国近代文学作家中进行性描写的一位特殊作家。郭沫若曾经责骂他是“桃红色的作家”，[10]这在中国的禁欲主义者看来也不无道理。在沈从文1928年的诸多作品中，有许多是描写性与爱的，而在此前后的众多作品[11]中类似者亦为数不少。例如描写白昼山野里尽情欢爱的《夫妇》、《雨后》、《萧萧》等，把那种原始的大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即在大胆铺陈青年男女那明快而清爽的性爱方面，完全风干了郁达夫式的阴湿之气，[12]可谓功绩卓著。 那么，为什么在谈性色变的中国，沈从文敢于果断而执拗地描写性呢？严格说来，必须另行实证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大致有三个理由。首先是二十几岁青年的共性，这一点不言而喻。性在人生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自然不必大惊小怪。第二，应该是基于对都市生活的厌倦而产生的对湘西文化的理想化乃至油然生出的思乡之情。可以说，这一切同时与恋爱自由的湘西文化[13]很容易地就结合在一起了。应该说是在性解放中把握住了生命的跃动。第三，是对于弗洛伊德及埃利斯的介绍与受容的时代风潮。[14]沈从文因此而扬起了顺风之帆。即把摆脱儒教的忠孝义礼等的人性解放置于创作中加以实践了。 沈从文之执着于性文学的意义，在于它同五四时期作家所采用的课题，诸如家庭、恋爱、因袭、自我等一样，把作为近代标志之一的性问题题材有意识地推到了前面来。换言之，沈从文把其它作家提心吊胆说过的或者退避三舍的性题材堂而皇之地进行了描写。就是说，沈从文这位作家是通过性描写来与近代相峙，把鲁迅等人几未染指的题材从正面提起并大书特书。作为五四的后卫，忠实而勇敢地投身到了别人遗留下来的题材中去。
